一、问题的提出 在现代社会中，教育获得是影响社会流动的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谁能够获得高学历，就意味着谁能够向社会上层流动(Treiman & Yip，1989)。因此，通过对这一问题考察，不仅能够把握中国教育不平等的机制和动向，也能够预测中国社会流动的总体趋势。 伴随着中国的现代化进展，关于教育获得的机制是什么，教育获得的趋势又如何变化等问题，很多研究从以下两个视角进行了探讨。第一个视角是从社会经济体制转型的宏观角度来展开的。邓中和特雷曼认为，在“文革”期间，国家采取了更为彻底的共产主义政策，对教育强有力的控制阻断了社会阶层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Deng & Treiman，1997)。但是“文革”之后，伴随着政治经济改革的进程，家庭背景与教育获得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Zhou,et al.，1998)。特别是市场化之后，教育费用的上升导致教育获得更多地受到了家庭经济资本的影响。那些社会上层和城市户籍的家庭获得了更多的教育机会(李春玲，2003；吴晓刚，2009)。也就是说，从长期的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更多地受到国家政策和体制变革的影响，并且左右教育获得的机制逐渐从政治的因素转换为家庭的背景(Zhou,et al.，1998；李春玲，2003；李煜，2006)。第二个视角是从高等教育的扩招是否能够减少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来展开的。关于这个问题，一些研究认为，高等教育的扩招尽管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但是这些机会更易于被上层的家庭所获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仍然被维持下来，只有上层家庭子女的教育获得达到饱和时，教育机会的不平等才有可能下降(郝大海，2007；李春玲，2010)。但是也有研究认为，低层次高等教育的扩招给低阶层的子女提供了更多的教育机会，至少从量的角度来看，阶层间入学机会的差距并没有被明显拉大(刘精明，2006)。同时，绩效主义的高考制度(刘精明，2014)以及重点中学生源的多样性(梁晨等，2012)也降低了阶层间的不平等。 关于教育获得机制的问题，上述的已有研究倾向于从宏观角度出发去解释家庭背景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再生产，但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家庭或个人微观的教育选择和行动策略。正如布迪厄所说，再生产的社会机制并非是简单地机械式地运转，而是个人和家庭“策略”的一种结果(Bourdieu，1970)。一般而言，上层家庭的子女的确获得高学历更容易，但是从家庭内部来看，家庭的教育期待、教育投资以及升学选择等微观层面的教育策略对子女的教育获得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阶层的父母又是如何对子女的教育进行选择的，过去的分析并没有给出明确的回答。针对这一问题，戈德索普整合了宏观的社会流动理论和微观的理性选择理论(Rational Choice Theory)，认为对教育分层的理解不能缺少对个体和家庭策略的微观层面的分析(Goldthorpe，1996)。片冈荣美(2001)和竹之下弘久(2013)也明确指出，家庭的教育策略是联系家庭背景和教育获得的重要媒介，阶层间教育策略的不同对子女教育获得的影响也具有差异性。荒牧草平(2010)认为教育获得的过程是一种家庭理性的行为选择过程，教育不平等的根本原因之一是阶层之间“主观的教育志向性”的差异。综上所述，本研究认为，微观的家庭教育策略能够更加直观地解释阶层间教育获得的差异，这对把握中国的教育不平等是有必要的。 二、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 “个体的策略并非是有意识的，有目的的行为”(Bourdieu，1970)。家庭的教育策略可以理解为一种有意识的行为(例如，经济资本的庇护策略、家庭的教育投资策略、少子化策略等)和一种无意识的行为(例如家庭的文化资本策略)(片冈荣美，2001)。教育策略的选择不仅受到家庭背景的制约，也受到各个国家的制度、教育和文化差异的影响(竹之下弘久，2013)。例如，在文化选拔性很强的法国，文化资本策略被认为是影响教育获得的最重要的策略(De Graff,et al.，2000；Sullivan，2001)。而在竞争选拔性很强的韩国，父母为了保证子女的考试竞争力而采取的参加教育补习则被认为是最优的策略(Byun,et al.，2012)。在绩效主义和文化选拔并存的日本，出于对女性地位上升的困难性和婚姻市场的考虑，父母倾向于采取传递给女性更多文化资本的策略；而对男性则会考虑到学历对收入的影响，从而采取重视学历的教育策略(片冈荣美，2001)。 考虑到教育策略的复杂性，网罗所有的教育策略对本研究并不现实。因此，笔者并不试图将所有的教育策略部考虑进来，而更倾向于强调教育策略的中立性，即这一策略属于一种理性的选择，作为个体普遍具有的心理机制，这一策略并非是社会上层独占的策略。由此，笔者将理性的教育策略归纳为两类：地位下降回避策略和学历下降回避策略。下文中笔者首先对这两个策略假说的已有研究进行回顾和比较，再在此基础上形成本研究的假说。 (一)地位下降回避假说 布东(Boudon，1973)认为，阶层间的教育不平等有两个机制：原生效应(Primary Effects)和次生效应(Secondary Effects)。原生效应是指子女的学业成绩和表现与家庭背景相关；次生效应是指即使阶层间子女的学业成绩相同，阶层间的教育选择也会不同。布东强调了次生效应的重要性，认为不同社会位置的个人和家庭对费用、风险和收益的偏好也是不同的。埃里克森和琼森的理性选择模型扩展了布东的模型，通过对收益、费用和成功概率三个效用函数的推理，他们发现主观心理层面对教育选择的效果要高于客观经济层面的效果(Erikson & Jonsson，1996)。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布瑞恩和戈德索普(Breen & Goldthorpe，1997)认为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机制主要包括以下3点：第一，对不同阶层来说，主观的教育成本和风险是不同的，这会影响他们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第二，阶层间文化资源的差异会导致学业成绩的差异，这会影响他们对子女升学成功概率的判断，进而影响到对子女的教育选择。第三，阶层间的教育选择是一种为了规避子女的地位下降而做出的理性选择。这一点被称为相对风险回避假说(Relative Risk Aversion，下文简称为RRA假说)。①简单来说，父母倾向于选择让子女具有与父辈阶层地位相当或更高的教育，以规避子女阶层地位的下降。地位下降幅度对不同阶层的含义是不同的，对于低阶层的家庭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会比较小，而对于中上阶层的人来说，不继续求学而导致的地位下降感受会比较强烈。综上，RRA假说作为一个微观层面的解释，着眼于地位下降回避这样普遍的社会心理机制(Kahneman & Tversky，1979)，并通过与自我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微观选择行为的差异建立联系(Keller & Zavalloni，1964)，以此来阐述阶层间教育不平等的生成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