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者简介：阎国忠（1935-），河北昌黎人，1960年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留校任教。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著名美学家。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主任，浙江台州学院艺术学院院长等。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美学史、中国当代美学。著作有：《古希腊罗马美学》、《朱光潜美学思想研究》、《基督教与美学》（合著）、《朱光潜美学理论及其体系》、《走出古典——中国当代美学论争述评》、《美学建构中的尝试与问题》（合著）、《美是上帝的名字——中世纪神学美学》、《作为科学与意识形态的美学——中西马克思主义美学比较》（合著）、《攀援集》。主编并参与撰写《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三卷）、《二十世纪中国美学研究》（五种）等。 一、美学研究的开端 杨道圣 阎老师您好，中国大学里的美学研究者主要分布在哲学系和中文系，前者偏重哲学思想，后者偏重文艺理论。您1955年进入北大中文系，还发表过小说，但您后来的美学研究更多是在哲学领域进行的。您是如何开始美学研究的呢？ 阎国忠 进入美学领域其实不是我的选择，而是组织的安排。在大学，我读的是中文系。大三那年的暑假，中文系团总支组织团员去平谷县参加劳动，我当时任团总支书记，是带队人之一。期间接到中文系党总支的通知，要我速返学校，接受新任务。回来后得知，学校决定在全校组建大政治课教研室，要各系从现任学生干部中推荐两个人。中文系选中了我和于民。从此，我和于民就有了两种身份，既是学生，又是教师。当时讲的课是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本书，我们也是刚刚接触，所以先参加学校组织的培训，然后登台讲课。听课的学生就是我们的同学。面对一起读书、睡觉、打闹的同学，我感到不好意思，同学们也不把我当回事，经常做小动作，开玩笑。就是在讲授这两部书的过程中，我开始领略了哲学和逻辑语言的魅力。到快毕业时，大政治课教研室取消了，我和于民归并到了哲学系，成为新成立的美学教研室的成员。 杨道圣 当时北大美学教研室的于民先生、葛路先生等人更多地做艺术理论的研究，您虽然是中文系出身，您的美学研究却一开始就和文艺理论区别开来了。 阎国忠 中文系几年，接触了一大批学问家，文学史方面有游国恩、吴组缃、林庚、王瑶等，语言学方面有王力、魏建功、朱德熙、周祖谟等，而文艺理论方面，除了讲古典文论的杨晦之外，几乎没有他人。当时，吕德申先生还很年轻。一门分量最重的课——文艺学引论，由前苏联专家毕达可夫任教。讲的是反映论意义上的文艺学，虽有收获，但不解渴。因此，我对文艺理论基本上没有兴趣，觉得古典语言和文学才是真正的学问，所以尝试性地写第一篇论文时，选择的题目是“陶渊明的生平和创作”。记得杨晦先生看过后给出这样的评语：“你走的还是老一代的路。”好在后来，系里请蔡仪先生来讲了几次美学。蔡仪一上来就在黑板前摆放了诸如希腊雕塑、文艺复兴时期绘画和中国山水画在内的十余张图片，不是一般地讲“人民性”和“艺术性”，而是讲艺术美的特性和它的本源。这样的视角，这样的分析当时觉得特别新鲜，犹如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界。美学就这样闯入了我的心灵。我隐隐地感到其中有某些文艺理论应该给出而未能给出的答案。 杨道圣 您曾经离开北大去新疆工作，后来返回北大，重新登上美学讲坛，这个过程一定经历了不少艰辛。 阎国忠 说来话长。那是1963年，原任北京航空学院院长的武光同志调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处书记，要北大校长陆平从教师中为他选配一名秘书，我因此离开了北大。此后不久就是文化大革命。1973年，北大发函调我回来，商调函被压下了；1978年，北大又再次发函，这时新疆局势虽已逐渐平稳，但出台了一个新政策，加强了对知识分子出疆的控制。我离开新疆经过了许多周折，历时一年多。说实在的，到了新疆，就没有想过重返北大，那时只有一种信念：一切听从组织安排。但我一直没有放弃对美学的关注和思考，所以到“文革”后期，不仅读了许多书，积累了一摞手稿，而且还发表了五六篇评论文章，涉及当时风传于民间的手抄本《第二次握手》以及王蒙刚刚发表的小说《向春晖》、《队长、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最宝贵的》等。所以，我有信心重新站在北大的讲台上。当然，我也意识到再次登上北大的讲台不是那么容易。就在我回到北大不久，一位曾给我上过逻辑课的老师因“课程内容陈旧”被学生赶下了讲台。这件事对我和所有年轻教师都震撼很大。所以我未敢掉以轻心，抓紧一切时间读书、备课，好在教研室主任杨辛先生很理解我，给了我充分的时间。 但我的时间还是很有限。北大当时百废待兴，后勤给我的住房是一间半废弃的厨房，里面堆满了渣土，墙面污秽不堪，一根电源线悬在空中，没有任何家具；房子外面杂草丛生，紧靠着马路，没有院墙。这一切都需要我自己和老伴去清理和置备。好在有几个同学来帮忙，花了差不多两个多月的时间清理渣土，粉刷墙壁，拉线装灯，平整院落，搭建厨房和围墙。幸好后勤借给我几张由条凳和木板搭的床，我的老上司送了几把椅子。这样，总算把一家老小安顿下来。但是同时我还必须东奔西走地去办理老伴的工作、女儿的转学、儿子的入托。我从小吃过苦，住过干校，不怕受苦受累，但可惜的是耽误了不少宝贵的时间。不过，我想这或许就是为重返美学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杨道圣 那时候，年轻的老师都是从做老教师的助教开始，慢慢跟着学习，之后才能走上讲台。您是一回来就直接上讲台讲美学的吗？ 阎国忠 我原本是朱光潜先生的助教，在他指导下讲过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美学。我回来后，北大的美学教研室刚刚恢复不久，许多课还在建设中。美学原理和美学史都是作为专题课开的，西方美学史是唯一系统的课，但朱先生已经不给本科生上课了。因此，教研室让我继续准备西方美学史的课。这样，我就有了施展抱负之地。大约经过一年的准备，我于1981年初写出了第一部著作《古希腊罗马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并为1977和1978级学生开设了同一名称的断代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