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人治学，主张循阶而进不可躐等，非辨门径，无由窥堂奥。邓广铭先生有古史入门“四把钥匙”的著名说法，即指职官制度、历史地理、年代学和目录学。吕思勉先生总结生平治学，亦谓“指示研究学问之方法，愈具体愈善，最能具体地指出研究之门径者，殆莫目录之书若”，并忆及“苏常一带读书人家，本有一教子弟读书之法，系于其初能读书时，使其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一过，使其知天下(当时之所为天下)共有学问若干种?每种的源流派别如何?重要的书共有几部?实不啻在读书之前，使其泛览一部学术史，于治学颇有裨益”。[1]《书目答问》在晚清读书人中几近“家置一编”，被许为上继四库提要的佳制，张之洞本人也颇以自得，谓此撰“于学术源流门径，开示详明，令学者读书，即可得师”。[2]民国以降，“近代学术转型”转入加速度轨道，新派当然不满意旧学的“含混”、“笼统”和“支离”，然而于新学“门径”能够郑重其事、详明真切有所解说者，却殊不易得。“旨趣”、“宣言”、“发刊词”一类，殆属登高一呼，言简意赅，在听众未免觉得渺茫；充斥坊衢的“概论”、“通论”、“概说”，则多转抄稗贩，以空对空，脱不去ABC教科书气味。最有资格谈、也最喜谈方法论的胡适，除了开列“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最让人熟记的也只有那八字或十字“真言”，此或为最具象征性的一例。至于当代学者，自然也有擅开“必读书”清单，或乐向公众展示其“秘密书架”者，但终嫌性灵多过实学，距志于学者期待的厚实周全兼平易可行的“研究入门”稍远。老实说，包括笔者在内的晚学有关学问门径的一点初体悟，仍多来自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揣摩，而实际起到帮助的，或还有一些专家(未必为名家)相对个人化、片段式的治学经验谈。① 有意思的是，倒是邻国日本，诸如“研究入门”一类书籍却有相当悠长且牢固的编撰传统。笔者没有能力追溯这一传统的渊源和流变，但就目力所及，不独中国史然，几乎所有重要的，甚至不太重要的国别地域史或专史研究，都见有相应“入门”或“案内”，并且随时代迁易不断更新。众所周知，山根幸夫编《中国史研究入門》(山川出版社1983年，1991年再版)，很早就被译介到国内，为学界所看重。岛田虔次、狭间直树等编《アジア歴史研究入門》全六卷(同朋舍1983-1987年)，前三卷全部是有关中国的内容。本世纪初，砺波护、岸本美绪、杉山正明编《中国歴史研究入門》(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6年)，基本反映出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近成果与动态。至于更加专门的中国近现代史，“入门”书籍亦蔚为大观。坂野正高、田中正俊、卫藤沈吉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1974年)，执笔者汇集一时名家，堪谓典范之作。接踵问世者，有野村浩一编《現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0年)，辛亥革命研究会编《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門：現状と課題》(汲古书院1992年)，小岛晋治、并木赖寿编《近代中国研究案内》(岩波书店1993年)，野泽丰编《日本の中華民国史研究》(汲古书院1995年)。进入新世纪，饭岛涉、田中比吕志相继编有《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のスタンダード：卒業論文を書く》(研文出版2005年)、《21世紀の中国近現代史研究を求めて》(研文出版2006年)。 本文想要介绍的冈本隆司、吉泽诚一郎合编《近代中国研究入門》(东京大学出版会2012年)就是诸多中国近代史研究入门书中最新的一本。据编者交代，“本书的缘起，在于二〇〇九年夏，两位编者共乘东北新干线时的一次闲谈”，而最终成书于二〇一二年，全书凡七章，具体分工如下：第一章“社会史”(吉泽诚一郎，东京大学)；第二章“法制史”(西英昭，九州大学)；第三章“经济史”(村上卫，京都大学)；第四章“外交史”(冈本隆司，京都府立大学)；第五章“政治史”(石川祯浩，京都大学)；第六章“文学史”(斋藤希史，东京大学)；第七章“思想史”(村田雄二郎，东京大学)。另冈本执笔“导言”，书末附录题为“近代中国研究的现状与课题”的全体执笔者座谈会纪要。七位作者均活跃于各专门领域的第一线，除村田为五〇年代生人，其余四人为六〇后，两位为七〇后，可以说集合了新一代有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对于学术环境的剧变感同身受，对于外来之势，譬如“全球化”问题的逼迫亦有强烈意识，“研究既然是社会的产物，那么也必须在时代的骇浪中炼成”(前言，i页)，正是这样一份现实感和危机意识诱发了本书的产生，而细绎诉诸实践的因应策略，却又相当独特。编者强调，“如果仅仅是应对状况的话，并不意味着能使有魅力的学问有所发展。毋宁说即便环境、条件变化了，但研究核心并不会轻易地改弦易辙，这一点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也应不断地重新确认、习得与实践”。这里“研究核心中理所当然者”，可由三十八年前坂野、田中、卫藤所编同名前作中寻得——“前作放在今天，确实可以说有部分内容陈旧了，但其披沥的学问理想，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研究手法，我辈仍受到言之不尽的影响，真不愧一代名著”。(前言，i—ii页) 两本同名著作，出版间隔近四十年，面对的时代显然不同了。追溯日本的中国史研究，最初以“近代”命名晚清民国史，实有与“时事论”对等的意味，换言之，正是在“晚清以后不算历史”、“它的研究只不过是新闻而已”这样的氛围中，酝酿了近代史研究的起点。这首先与日本支那学/东洋史学的方法、性质相关，复因晚清民国研究接近于时事问题，造成与之相表里的“为政治所左右的危险”。对现实政治抱积极态度的人，热衷于时事论的、新闻报道式的“研究”，而清高者有意回避晚清民国，选择“逃回往昔”、“回归传统中国”。如此两分的趋势，亦见于战后流行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明清以前的研究，即如“时代分期”论争尚保留一层学术外衣，而晚清民国史则直接受到左翼革命史观的支配。(2-3页)坂野、田中一辈学人接受过汉学传统尚存的战前中等教育，洞悉支那学/东洋史学之短长，他们在七〇年代编写《近代中国研究入門》的一大动力，即出于对研究现状的不满，亦因如此，该书虽主要处理十九世纪后半至二十世纪前半期的问题，但也没有停止与“现代”接续的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