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263(2015)04-0132-08 纪念活动作为政治文化表达的重要方式而受到广泛关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先后设置了国庆、建党、建军、七七抗战、九三抗战胜利等纪念日，并举行相应纪念活动表达政治意识和道德观念。我国一度将“八一五”作为抗战胜利纪念日，不久后，遵循历史事实将日期改定为“九月三日”。①随着时代变迁，应各方面需要，抗战胜利纪念在活动目标、形式、主旨等方面亦发生变化。学界多关注新中国成立后各类纪念活动的社会功能和历史作用。②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动态考察新中国成立以来抗战胜利纪念活动、话语、目的之变化，分析抗战胜利纪念呈现的面目，把握发展脉络和阶段特征以展示纪念的转向。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将建国前革命年代的政治动员方式延伸到政权建设，革命理念和思想影响到社会主义建设。抗战胜利纪念的相关活动也能明显感受到革命政治动员的延续。 这一时期的纪念活动略显单调，且基本上由政府主导，组织安排纪念大会。如，1951年9月2日下午3时，首都各界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大会，出席者有中国人民政协全国委员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代表郭沫若、陈叔通、彭真、李济深等。③1965年9月3日下午，首都各界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出席大会，罗瑞卿发表讲话。④虽说是首都“各界”庆祝会，但显然是高规格政治性大会，有当时政界重要人士参加。国家部门、机关召开座谈会，回顾历史，弘扬革命精神，以示纪念和庆祝。再如，1951年9月29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小组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举行扩大座谈会。其他如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等也分别于不同时间举行座谈会。⑤各地方政府也组织召开纪念会或座谈会以纪念抗战胜利。又如，1960年9月3日上午，东北三省的沈阳、长春、哈尔滨、旅大市和河北省的张家口市分别举行集会，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和苏军解放东北十五周年。⑥1965年9月4日晚，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庆祝会，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等负责人出席。⑦这些纪念会或座谈会能形成比较凝聚的纪念空间，塑造浓烈的纪念氛围，但多属官方行为，由政府主导。 同时，官方媒体也会发表社论或纪念文章。《人民日报》分别有《复活日本军国主义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1952年)、《亚洲人民的光明前途》(1953年)、《伟大的十年》(1955年)、《美帝国主义照样是可以打败的》(1965年)。《解放日报》也有《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 反对美国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日》(1952年)。还会发表一些理论性纪念文章。《解放日报》1952年发表金学成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制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9月3日)；1965年发表林彪的《人民战争胜利万岁》(9月3日)；1965年发表徐仑的《革命战争是伟大的学校——从抗日战争看革命战争的伟大改造作用》(9月5日)。《人民日报》1951年发表李济深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周年》(9月3日)。诸如此类文章具有典型政治色彩，宣扬政治意识形态，是国家和政党意志的体现。 纪念话语偏重于政治内容，不大关注历史事实或真相，属于意识形态宣传。该时期中国外交政策即“亲苏反美”，抗战胜利纪念也以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主，同时则亲近苏联。此不仅体现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也表现出一定历史性。《解放日报》社论指出美帝国主义者一系列行动都显露出“侵略野心，严重地破坏着和威胁着亚洲及太平洋区域的和平与安全，完全违反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美帝国主义已经成为亚洲和全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了”。⑧美国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帮凶，干涉亚洲事务。⑨罗瑞卿在首都各界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指出：“我们过去靠人民战争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今后也还要靠人民战争打败美帝国主义可能对我们发动的侵略战争，保卫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保卫世界和平。”美国当年也是积极抗击法西斯的主要力量之一，而今将曾经的中国同盟美国置于反对位置，显然出于政治需要而确定的宣传策略。罗瑞卿认为“德、日、意法西斯一垮台，美帝国主义就立即取代了它们的地位，走上了它们的老路，积极推行反革命全球战略，妄图独霸世界”。⑩此成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原因，实现“反美”宣传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纪念话语在反对美帝国主义同时，则倒向了苏联，极力宣扬中苏亲善。1951年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关于“九月三日抗日战争胜利日纪念办法的通知”即强调，中国人民所以能取得抗日战争胜利，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领导下团结起来，一方面是“中国人民得到了苏联在精神上与物质上的长期支援和最后出兵解放东北，消灭日本关东军的伟大援助”。与“美帝国主义是今天中国人民的死敌”不同，“打败日本主要是中国人民和苏联的功劳”。(11)自1951年始，中苏领导人为抗战胜利纪念经常互致问候。如，1951年9月2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称：“当此抗日战争胜利日六周年之际，谨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中国人民向你和苏联武装部队、苏联人民政府致热烈的祝贺和深切的感谢。苏联在抗日战争中给予中国人民的巨大援助，以及苏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关于共同防止日本侵略势力再起的巩固同盟，使中国人民在反对远东侵略势力的斗争中，获得无限鼓舞。中苏两国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维护远东和平的正义事业中的伟大友谊万岁!”(12)同时，斯大林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名义也电贺毛泽东主席。(13)1952年纪念抗日战争胜利七周年也有毛泽东与斯大林互致贺电。(14)1954年为祝贺战胜日本军国主义九周年，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与马林科夫和莫洛托夫互相致电。(15)1955年9月3日，《人民日报》刊载许多文化界名人的文章，其中有《苏联击溃日本帝国主义的历史意义》高度强调苏联贡献。该时期抗战胜利纪念由于政治需要，在政府主持下纪念话语侧重于反美亲苏，避而不谈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地位和表现等，受政治局势影响对纪念内容和主旨具有明显选择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