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D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952(2015)01-0088-12 现在，有一些为林彪翻案的人士常采取这样的手法，即把已经推倒的冤假错案中的污蔑、不实之词又翻出来，予以漂洗、放大，来证明冤案不冤、林彪无错。 一段污蔑、不实之词 最近，香港出版了一本《罗瑞卿案》[1]，全文披露了1966年4月30日中央工作小组所作《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并将部分内容摘入《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本文不打算全面评价这个已经被推倒的报告，只说一说《毛泽东、林彪与罗瑞卿关系大事辑要》中所摘的一段。为把问题说清，现将《罗瑞卿案》披露的《关于罗端卿同志错误问颢的报告》引述如下： 一九六五年五月十九日下午，罗瑞卿同志利用中央常委接见军委××会议人员的机会，给中央常委，特别是给林彪同志出难题。罗瑞卿同志事先没有请示报告军委常委，就布置各小组选出代表和他一块向中央常委提意见。他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带头提出要求大量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他发言后，就要各军区的同志发言，妄图造成一种声势，逼着中央常委马上表态。罗瑞卿同志这一恶劣做法，当即受到林彪同志和中央常委其他同志的严厉批评。罗瑞卿同志合并军区和大量增加部队定额的主张，林彪同志多年来是一直不赞成的，并且向毛主席请示报告过，毛主席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意见。这件事，罗瑞卿同志是非常清楚的。罗瑞卿同志在这里是玩了一个阴谋。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中央常委同意了他的意见，他就在各军区同志的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又达到了打击林彪同志的目的；如果中央常委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就可以挑起各军区对党中央和林彪同志的不满。[1](p.145) 对于此事，罗瑞卿在“九一三”事件前被监护期间写的自传和“九一三”事件后写的揭发林彪的材料中都提到了。罗瑞卿写自传时，林彪是副主席；罗瑞卿写揭发林彪的材料时，林彪已折戟沉沙。这两个材料对林彪的称呼截然相反，但叙事的脉络是一致的。 罗瑞卿在自传中写道： 作战会议时，我是经常到林副主席处请示的，他的指示我也是向会议传达了的。但有些人的意见，如要扩军，要把某些兵种领导机构合并，要合并大军区为六个，与当时的六个党的中央局一致起来，要组织庞大的野战兵团放在中南地区，以便所谓机动等等，总是坚持不放。当时主席不在北京，想请求中央常委接见一下到会人员，并听听他们的意见，意在借中央的力量说服说服他们。关于要求中央常委接见一下到会人员并听听他们的意见，我是报告了林副主席的，我并问了他能不能到?林副主席说：不一定，看身体。当接见时，林副主席到了。在会上，我作了简单的说明(文件还在)。然后就是杨勇、杨得志、韩先楚的发言，常委的人都讲了话，总理说明了一些问题。最后林副主席讲了话，批驳了上述的那些意见。并说：我们这个党是毛主席领导的，是最好的党，最注意军事，军队需要什么，就给什么。我(林副主席自称)说要堆几个山，毛主席就说堆它百把个。然后又说了突出政治的问题，批驳了突出政治会削弱军训的错误意见，并说军事差一点不要紧，政治不能差，政治差了，打起仗来就要向后跑。还说了战备的十七项措施①，都是最物质的东西，要抓紧。讲话时，我也看出来有些激动。会后，我问林副主席还到不到作战会议上去讲话(那个接见会只到了少数负责人)，他说不讲了。会后我对杨成武说：今天借了东风，可以说服某些人了。上海会议时，总理的谈话(他也是上海会议时知道的)，我才知道，说林副主席当天回去，就生了很大的气，他的那篇讲话，主要是针对我的。以后斗我时，说作战会议的常委接见，是我对林副主席搞突然袭击，并且是勾结贺龙、杨勇一起搞突然袭击，而杨勇的发言，也是我指使的。我再次申明，我绝对没有这种事。我搞这个突然袭击为着什么呢?贺龙、杨勇还在，杨成武也在，他们是坏人，可也不难从他们身上得到证明呀!② 罗瑞卿的自传应写于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以后、“九一三”事件以前。他按照“文化大革命”当时的形势说贺龙、杨勇、杨成武“是坏人”，显然是错误的。但读者应考虑到他当时是处在被关押的状态，这样写是源于所处环境。 “九一三”事件后，罗瑞卿在揭发林彪的材料中也写了这件事。他写道： 作战会议期间，关于机构问题，军队要增加人数的问题，虽然我反复传达了他(指林彪——笔者注)的指示，自己也做了一些说服工作，意见怎么也统一不起来。会议中，大家要求主席接见，可当时主席不在家，大家又要求常委接见，并要直接向中央反映意见。我当时设想：这也好，可以借借中央的东风，说服他们，我并与杨成武商量过，可以让他们几个组长讲，要他们准备。此事我也报告了林，他也同意，我并建议请他也去，并问他能不能去?他说：身体不好。不去。可是接见那天，他突然到了。当时我首先介绍了一下会议的情况。然后由杨勇、杨得志、韩先楚三个组长发言，当时的常委都讲了话，或者插了话，他也插了很多话。我发言时关于形势判断，总理还表示了同意的意见，可问题就出在我讲的这一部分。当刘少奇已经宣布要散会的时候，他站起来说：“少奇同志，我还要讲话。”于是就大讲一通，越讲越激动。他通篇讲话，驳了他们三个人，但没有直接驳我，最后他说：“作战会议我不讲话了，要讲，要杨成武他们去讲”，对我则一字未提。③ 对照这三份材料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第一，增加部队定额和合并军区的意见是出席作战会议的各军区的人员提出来的，罗瑞卿在说服不了的情况下，想借中央常委接见的机会、借常委的东风说服大家。 第二，与会人员的意见属于工作范畴，其中一些后来被采纳。如合并军区问题，当时有沈阳、北京、济南、南京、福州、广州、武汉、兰州、成都和昆明共10个军区，与会人员建议合并为6个军区(目前，我军划分为沈阳、北京、济南、南京、广州、兰州、成都7个军区)。再如几个兵种的领导机构合并问题，现在已并入总参谋部军训部。 第三，《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的这一段采用了一种深文周纳、锻炼人罪的方法，把向上级反映意见说成是“玩阴谋”，即某人反映了下级的意见，如果上级采纳了，就可以在下级面前“显示他的功劳”；如果上级不采纳，就可以挑起下级对上级的不满。按照这一公式，任何向上级反映下级意见的人都可以被扣上“玩阴谋”的帽子。这是典型的污蔑、不实之词。 第四，因为林彪事先知道一些人对军队体制、编制的意见，他发火不是对这些提意见的干部，而是对罗瑞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