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改革和发展使旧的经济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乡村工业迅速崛起，成为农村经济中的主导产业和国民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据统计，80年代以来乡村工业以平均每年约30%速度增长，到1994年全国乡村工业总产值达32336亿元，已超过全国工业总产值的一半。[①]所以，加强乡村工业的理论研究，探索其发展的内在规律，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试图对乡村工业追本溯源，用历史的比较方法，对清代以来（主要是清代、民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后三个历史时段）乡村工业的变迁作初步探索，以2求揭示其发展的规律性。 一、清代以来乡村工业变迁的历史比较 1、清代的乡村工业 经营制度方面，清代以家庭手工业为主要经营形式。它是发生在农闲基础上，用来解决生计困难的工业活动，分三种类型：一是农民家庭为了自家消费而从事的手工业。只是有时为了换取某些自家不能生产的必不可少的生产、生活资料，而卖掉一些多余的农副产品，但出卖的数量不多，也不经常。三是按消费者定货来制造产品，称为手艺式手工业。经营的工匠一般都有生产工具和必要的辅助材料，消费者不订货就不生产。三是农户作为副业经营的小商品生产，如纺纱织布、编制竹器，它与市场有联系。清代另一种次要的经营形式是作坊工业。它的产生有两个基础：一是由于农作活动的闲暇而产生的劳动力剩余；另一个是因不能在农业里无限地投资而产生的多余资本。作坊工业的雇主与雇工发生关系前，往往预先有血缘、地缘或其他社会关系存在。同时，作坊的设备，会因继承而发生质变。一父所传诸子，形成“合有”的方式。故作坊工业为家庭经济单位所限，不能完全依照寻求最大经济利益原则去做。 分配制度方面，家庭手工业一面供自己消费，另一面把产品拿到市场去直接交换。利润全归自己，利润的实现具有直接性与及时性。由于作坊工业有雇工的存在，其利润分配稍为复杂。一是雇工当学徒的，目的在于学习技艺，没有工资可言。二是雇主言定或立约给付工资。三是有些贫家为偿还地租、所借钱财等，到作坊做工。往往双方立契，规定工作年限，并无工资。 生产环节上，清代乡村工业均系手工生产。如，棉织业的工具，“棉必弹之使如轻云，谓弹花衣。弹花者名弓，弓以木作圆柱状，长四五尺，粗盈握。纺织之法，他邑止用两指拈一纱（名手车），吾邑一手三纱，以足运轮（名脚车），人劳而工敏。”[②]流通环节上，清代乡村工业的特点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直接交换，其供销主体是生产者本身，家庭手工业产品由该手工业者销售，作坊工业产品由雇主直接销售。 产业结构方面，清代以生产日常生活用品的消费资料产业为主体，如制瓷、铁冶、丝织、制糖、制茶、榨油、酿酒等业，以弥补农业不足。产业结构受自然资源因素影响极大，如棉纺织业，以长江以北居多；缫丝与丝织业，以长江流域居多；造纸业，以福建、江西多山多林之地发达。 总的说，清代乡村工业未能壮大发展，只停留在作为农业的副业上，尚处手工业的发展阶段。这与它所处的社会环境密切相关，它的发展遭受到政府及家族势力的阻碍。一方面，政府对乡村工业进行钳制，如实行歧视政策，对某些手工业原料和制造进行统制与干扰，压价采办采买损害乡村工业扩大再生产，通过关卡税收阻挠其产品流通。另一方面，家族势力的干涉也不容忽视。家族往往有割据性、排斥性，导致各地的度量衡制、纳租单位不同，阻碍了产品流通。家族势力还控制乡村市场，甚至毁废墟市。三明市的《历西正顺府志》曾记云：“此一段地原是罗顺峰遗业，有吴君植、罗瑞用价买去开墟。至甲子年间合乡公议，有误风水。毁废，永不许开墟。”清代乡村工业虽受到政府及家族势力的压制，但由于其性质是弥补农业的不足，是从农民生产、生活实际需要产生出来的符合商品经济规律的工业，它有着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 2、民国时期的乡村工业 历史进入民国时期。从社会大背景看，农民的分化加剧，一部分人成为兼并土地的富农和地主，另一部分人逐渐失去土地；与此同步，家庭手工业者产生分化，一部分资力雄厚，雇佣雇工，扩大生产，而多数手工业者，在同业竞争下日益穷困，有的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此外，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形成了此时期乡村工业发展的独特背景。西方列强把中国作为原材料、农产品的基地及产品的倾销市场，尤其是大机器生产技术的输入，加速了家庭手工业的瓦解。同时，由于中国被强行纳入国际市场，国内市场陡然增大。乡村工业的细小、零散生产与大市场的大宗、整批出售形成了不可调和的矛盾。于是，组织、集中分散的制成品来大规模出售的中间商人应运而生。正是中间商人的出现，民国时期乡村工业产生了巨大变化。 经营制度方面，民国时期以商人雇主制式作坊工业为主，家庭手工业沦为它的附庸，而资本雇主制式作坊工业也少在乡村中独立存在。商人雇主制式作坊工业的性质在于商业资本对于作坊工业的控制。中间商人的出现，不但使运销产品有量的差异，且有质的转变：手工生产者失去了独立资格，通过交换过程而隶属于商业资本，也即手工业者不以出卖生产品形式，而以出卖劳动力的形式替商人工作，即：商人供给原料、收回成品而给与工资。如，苏州刺绣业，“商人雇主自己购买原料，在自己办事所内发给散处工人；或由自己及其所雇之散活员，将原料送至散处工人家中。散处工人将原料造成成品后，或径自送至商人雇主办事处，或由商人雇主亲往收集。收集之后，售之于消费者或其他商人……”[③]可见，商业资本非但支配了手工生产品的交换过程，且控制了生产过程。受控制的家庭手工业者，并未被集中专门靠出卖劳动力过活，他们还是经营土地的农民，是兼业者。当中间商人由把原料发给家庭手工业者转化成直接雇佣工人生产，农民或手工业者成了单纯出卖劳动力的雇工，此种乡村工业即为资本雇主制式作坊工业，其性质在于工业资本对于作坊工业的控制。民国时期，商业资本与工业资本相结合的形式普遍存在，反映了乡村工业从小生产向大生产的演进，但那种脱离商业资本、单纯工业资本控制的乡村工业并不普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