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44：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38-0460(2015)01-0041-09 宋代包括铜在内的各类矿产量都经历了由宋初恢复、发展到神宗时期鼎盛，再由哲宗以后渐趋衰落到南宋一蹶不振的变动过程，同时宋代鼎盛时期的矿产量远超唐代。对宋代矿产量变动发生的原因，学界已有不少论述①，其中技术进步、经营方式演变被认为是主要原因。然而至少就铜产量变动而言，这些因素的作用被明显夸大，和实际情况有不小差距。本文不揣浅陋，拟就相关问题试加分析，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铜产量与技术进步 李约瑟对宋代科学技术取得的成就给予了极高评价：“每当人们研究中国文献中科学史或技术史的任何特定问题时，总会发现宋代是主要关键所在。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1]此评价中的“任何特定问题”的含义虽不甚明确，但显然不是指“任何问题”“所有问题”，不能因此一遇到宋代技术问题，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其比前代进步，更不能笼统地认为这种“进步”对相关行业的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需要具体分析。有学者认为，无论在产量上或在生产技术上，宋代的矿冶工业都达到远高于唐代的水平。[2]不可否认，宋代包括铜矿冶在内的矿冶业在生产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仅限于个别非关键环节。 宋代铜的生产分为矿铜生产和胆铜生产，两者的生产过程和技术多有不同。矿铜生产大致可分为找矿、采矿和冶炼三大环节。 古代劳动人民经过长期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找矿经验，能根据地形、地貌特征等判断矿之所在。唐代人段成式记载：“山上有葱，下有银。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姜，下有铜锡。”[3]清人屈大均记载：“广中产铁之山，凡有黄水渗流，则知有铁。……岭南当隆寒时，木不落叶，惟产铁之山落叶。盖铁之精英所摄，金克木之道也。”[4]但这些传统的找矿经验和真正的科学还有相当远的距离，对于找矿未必真正有用。沈日霖《粤西琐记》云： 粤西多宝山，然识之极难，虽老于此事者，亦不甚辨。辩之之法有三：……执此三者以求之，似无难也。然而难之又难者，盖有兼此三者而实非宝山，三者不得一而反为宝山，又有实在宝山，而非其人非其时，仍不可以开者，鬼神异物实式凭之。[5] 显然，清代还使用这些不怎么靠得住的找矿经验，很难指望宋代找矿技术比前代有何进步。 从采矿工具看，中国古代采矿技术长期以来没有新的突破。据泰安市文物考古研究室《山东省莱芜市铁冶遗址调查》：莱芜市古铁冶遗址的年代始于汉代，历唐宋元直至明代，从遗址发现的采矿工具主要有铁锤、铁斧、四棱铁钎、木锨、铁镐、铁棍。[6]又据黑龙江省博物馆《黑龙江阿城县小岭地区金代冶铁遗址》：在五道岭附近的冶铁遗址的矿坑中发现有铁锤、铁钎子。[7]明朝人陆容《菽园杂记》卷一四引《龙泉县志》云： 旧取矿携尖铁及铁锤，竭力击之，凡数十下，仅得一片。今不用锤尖，惟烧爆得矿。 采铜法，先用大片柴，不计段数，装叠有矿之地，发火烧一夜，令矿脉柔脆。次日火气稍歇，作匠方可入身，动锤尖采打。凡一人一日之力，可得矿二十斤，或二十四五斤。每三十余斤，为一小箩，虽矿之出铜多少不等，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8] 此《龙泉县志》，据王菱菱考证，是南宋人陈百朋撰写的一部地方志。[9]这说明南宋已有了烧爆采矿法。从引文看，烧爆采矿应有较高的生产率，只是烧爆采矿之法的适用范围以及普及程度不得而知。同时，烧爆只是便于采矿，仍需使用“锤尖”。实际上在清前期，锤、尖等传统的工具仍在广泛使用。如云南采铜所用的工具有槌、尖、凿。槌“以铁打，如日用铁锤，而形长七八寸，木为柄，左手持尖，而右手持槌，一人用之。一以铁铸，形圆而稍匾，重三四五斤，攒竹为柄，则一人双手持槌，一人持尖”。[10] 铜矿石要经过反复加工、冶炼才能变成铜，其过程极其复杂。据南宋人陈百朋《龙泉县志》： (铜矿石)以铁锤击碎，入大旋风炉，连烹三日三夜，方见成铜，名曰生烹。有生烹亏铜者，必碓磨为末，淘去粗浊，留精英，团成大块，再用前项烈火，名曰烧窖。次将碎连烧五火，计七日七夜，又依前动大旋风炉，连烹一昼夜，是谓成
……次将
碎，用柴炭连烧八日八夜，依前再入大旋风炉，连烹两日两夜，方见生铜。次将生铜击碎，依前入旋风炉
炼，如
银之法。以铅为母，除滓浮于面外，净铜入炉底如水。[11] 如此详细的冶炼过程，未见前代的记载，宋代或有所改进，如陈百朋所谓的冶铜如“
银之法”，实际上是指灰吹法，是利用铅、灰提取纯银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在唐代已用于冶银实践，[12]只是未见用于冶铜，宋代将其推广到冶铜，或是一种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