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政府“退出”微观主体

——苏南乡镇企业世纪之交的选择

作 者:

作者简介:
石恂如 苏州大学财经学院

原文出处:
江南论坛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F22
分类名称:乡镇企业与农场管理
复印期号:1997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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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探讨

      苏南乡镇工业纵观其萌生和发展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社区政府强大的推动力,“无所不在”的影响力与控制力,它既孕育了苏南乡镇企业,又成为今日持续健康发展的桎梏,从而引出了社区政府“退出”微观主体的课题。

      一、社区政府推动的历史作用

      1、外部恶劣环境的抵制作用

      苏南乡镇工业的初期发展,可以追溯到50年代末“人民公社”的萌生阶段,以及“文革”十年动乱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发展阶段。这20多年时间,极左路线占主导地位,当时的社队企业在十分恶劣的环境里得以悄然发展,概出于社区政府强有力的保护。70年代的前期和中期,正值动乱的肆虐年代,“农业学大寨”、“以粮为纲”、“割资本主义尾巴”成为当时推行左倾路线的主要口号,农村经济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然而,社区政府打着“维护集体经济”的牌子,明里批判社队办企业是“资本主义”,暗里默许和支持社队办企业。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当时我国正处于拨乱反正期间,社区政府又顶住了社会上刮起的姓“社”还是姓“资”、“破坏国家计划、浪费资源”、“减少国家财政收入”还是“繁荣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涵养财源”等争论的强大舆论压力,排除纷至沓来的各种责难,使社队企业在风雨中克服重重困难,继续发展。

      2、社区资源的动员与组织作用

      在单一具体所有制和行政壁垒森严的年代,唯有社区政府才能有效组合各种生产要素,用于创办社队企业。例如苏南社队企业的启动资金来自农业的原始积累。将城市下放的工人、干部、知青和工程技术人员与农村基层干部、复员军人结合起来,组成社队企业的骨干力量,无偿使用农村土地。

      3、发展社区经济与农民内在冲动相结合的组合作用。

      我国乡镇企业首先发祥于人地关系特别紧张、农村经济比较发达的苏南地区,这决不是偶发的,而是社区政府发展社区经济,顺应农民内在要求,两者相结合的产物。而社区政府在两者有机结合中发挥了组合作用。以锡山市(原无锡县)为例,该市1949年至1970年,全市人口增加了22万人,而耕地面积减少了9.31万亩。1970年,人均占有耕地1亩,劳均占有耕地2.13亩,人地关系特别紧张,与1965年相比,粮食亩产由325公斤提高到545公斤,平均每个劳动力生产的粮食,却由2500公斤下降到1160公斤。农村人均收入75.8元,比1965年下降了4.2%,普遍出现了“高产穷队”现象。社区政府和广大农民为了摆脱困境,寻求新的就业门路,当时可供选择的就是发展多种经营和兴办集体企业。这一通过转换农业剩余劳动力来达到致富农村、致富农民的强烈冲动,推动了苏南乡镇企业的早期发展。

      二、社区政府推动成为当今苏南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桎梏

      纵观苏南乡镇企业的发展史及其经济运行质量,不难看出:进入80年代中期,随着企业数量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技术装备水平不断提高,市场竞争不断加剧,社区政府对企业全面控制与干预的体制性弊端逐步暴露出来。进入90年代中期,它已经成为苏南乡镇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桎梏。

      1、企业陷入困境。

      我们在苏州农村看到的是:

      ——乡镇工业经济出现滞增长态势。“八五”期间末的1995年,全市乡镇工业产值达2059.2亿元,比期初的1991年增长3.76倍。而1996年1—6月,全市乡村两级工业企业实现销售收入575亿元,比去年同期下降了7%,这是历史上未曾有过的。这表明,企业规模扩大,生产能力增强后,因停产和开工不足导致滞增长。

      ——经济效益每况愈下。百元销售利润率不断下降,1980年为18.3%,1983年为10.99%,1985年为7.9%,1993年为3.5%,1995年3.27%,降至历史最低点。

      2、社区政府过度介入是企业陷入困境的症结所在。

      其一,追逐经济总量的上升速度,把企业带入高速度——高投入——高负债的恶性循环圈。苏南的乡镇企业是人民公社“政社合一”旧体制下社队企业的延伸。社区政府为了表现自己的“政绩”和求得职务的升迁,有着强烈的经济扩张冲动,选择速度战略,追逐“热浪”,因而延续多年,反复出现外延扩张为主的超速发展态势。第一次是1984年至1988年发展高潮;第二次是治理整顿基本结束后的1991年至1995年的新一轮发展高潮。以新一轮高潮为例,苏州市1995年与1990年相比,乡镇工业产值增长5.2倍,固定资产(原值)增长3.6倍,投资总量增长3.4倍,负债绝对额增长3.7倍。显然,这一时期的高速度是由高投入推动的,而高投入又是由高负债支撑的。

      其二,社区政府不断“抽血”,弱化了企业的再生机制。社区政府除了行政职能外,还肩负着社区社会协调发展的职能,以及承担社区政府机关运作所需费用的任务。一方面,国家行政序列的条条线线名目繁多的收费、摊派、赞助、募捐款。多以社区政府为载体压向企业。另一方面,社区政府建造高标准办公楼、宾馆,购买豪华轿车、“大哥大”,频繁的交际费用,市镇建设、文明卫生、公安、福利事业,以及大院内干部的工资、办公费,等等,除了前几年农民“买户口”,“批租土地和税制改革后地方留成取得部分补偿外,在无其它资源可动员的情况下,社区政府以承包、租赁上缴和“认帐利润”等多种形式,纷纷压向企业,视企业为“小金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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