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另类空间到折叠空间

——福柯、德勒兹与当代大地艺术中的灵性维度

作 者:

作者简介:
姜宇辉,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当代大地艺术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虽然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艺术运动,但其深刻丰富的哲学内涵尚有待进一步挖掘。其中,由史密森的“非场所”概念所逐步衍生出的对场所空间异质性的探索尤其具有启示性,它与20世纪后半叶欧陆哲学中兴起的对空间问题的重新反思形成对话和呼应。福柯和德勒兹的空间之思尤其为我们理解大地艺术家的空间探索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框架,而大地艺术中对灵性空间的独特营造,亦以创造性的方式回应着哲学中的基本难题。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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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大地艺术先驱罗伯特·史密森于1968年举办划时代的“大地艺术品”(Earthworks)大展开始,大地艺术这一标志着与艺术传统决裂的先锋运动亦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如今,虽然仍然恪守老派大地艺术原则的艺术家已经寥寥无几,但其神髓却日益拓展、渗透到各个不同的艺术领域,不断激发出更为多样而新异的想象。关于大地艺术的历史演变、美学特征及哲学内涵,早已有汗牛充栋的论文和著作,在此不必赘述。但引人深思的是,绝大多数研究和论述仍然将大地艺术视作一种回归物质和肉体的简单、极端而纯粹的立场。这当然有所依据,比如史密森就明确强调要关注那种“更为根本的秩序”①,即与物质之间相接触的“原始过程”②。但这并不意味着心灵或精神的维度在大地艺术的创造之中仅仅是次要的方面,比如在同一篇文章之中,史密森亦明确提及心物关联这一基本的哲学命题(“心与物质不断地纠缠在一起”③)。对于这个“灵性的”(spiritual)维度,鲜有研究者加以关注,遑论深入的论述。本文试图以从福柯到德勒兹的空间思想的演变为背景线索,重点结合一些具体作品对这个维度进行尝试性阐发。这既有助于我们重新明确大地艺术的定位,更有可能基于艺术的启示来重新反思哲学的基本难题。艺术与哲学的互动和对话,或许本来就是大地艺术这一观念性极强的流派的核心诉求。

       一、空间、场所与“非场所”

       在当代欧陆思想界,福柯和德勒兹的空间之思始终引领着最前卫的思想潮流。从前者的另类空间(espaces autres)概念到后者对于折叠空间(folding space)④的启发,清晰勾勒出一条演变发展的线索。选择福柯作为讨论的起点并非偶然。《另类空间》一文原是他1967年在一次建筑学研讨会上的发言⑤。时间上与“大地艺术品”展览的接近或许仅仅是表面性的,更深层的重合在于思想和艺术领域在20世纪60年代末不约而同地转向对于空间的关注⑥。对福柯此篇妙文的大量阐述基本上围绕两个方向进行:一方面是从地理学或地理哲学的角度来进行相对专业性的回应⑦,另一方面则更倾向于将其纳入到福柯空间思想的整体发展中来考察(如巴甫洛夫的《理论中的空间:克里斯蒂娃、福柯、德勒兹》)。真正意识到并试图深入领会此文与当代艺术之间的相互关联的研究似乎并不多见。福柯的发言篇幅简短,其中细节早已为学界反复咀嚼。我们在此仅关注其中与大地艺术密切相关的一个核心概念,即“场所”或“地点”。

       福柯首先结合西方文化中空间形态演变的历史线索来阐释这个概念。肇始于中世纪的等级化的神圣空间,经历近代自然科学所描绘的无限拓展的宇宙空间,场所和地点逐渐成为我们时代的典型的空间形态:“我们处于这样一个时代:我们的空间是在场所关系(relations d'emplacement)的形式下获得的。”⑧正是这一点将其与之前的自然科学的空间系统区分开来。在这里,场所不再是同质性的计量空间中彼此可替换的点,而变为不同的复杂关系交互作用的地—点。场所不仅是置身于其中的人与物所面临的空间“情境”(situation),同时也向外部敞开着种种开放关联。由此突出场所的两个密切相关的基本特征,即特殊性(“相互间不能缩减并且绝对不可迭合”⑨)以及异质性(由多元的外部关系来界定)。这当然不是说我们时代的空间就全然不再具有等级化或同质性的特征(或许正相反),而是提示我们,只有从场所的特征出发,方可真正理解新的空间形态的本相。这些要点都使得福柯的“场所”概念与大地艺术中核心的“场所”(site)概念形成了颇为契合的呼应。

       就我们的研究而言,福柯对场所的第三个基本特征(即异质性)的论述更为关键:“将几个相互间不能并存的空间和场所并置为一个真实的地方(lieu)。”⑩这对于我们重新、深入理解大地艺术的“场所”概念至关重要。与地点的密切的、往往不可分割的关联是大地艺术(至少其早期的经典形态)的一个自明起点。与传统艺术不同,地点、场景、环境不再是被表象的对象,也不仅仅是起衬托或修饰作用的背景,而是真正成为作品本身的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这也使得大部分大地艺术作品都有着鲜明的对于地点的依赖性。很多作品由于地处偏远,需要观者跋山涉水方可亲临现场。而另一些更具行为性的作品,如理查德·朗(Rjchard Long)和哈密什·富尔顿(Hamish Fulton)的“行走”作品,离开了在具体场所之中的亲力亲为的践行,根本是无法实现的。但随着大地艺术的深入发展,人们对于此种依赖性有了更为深刻的反思。首先,场所、地点绝非简单的物理(空间中的一个位置)或地理(带有边界的一片土地)概念。地点本来就是不同维度的交织。比如马丁·霍格(Martin Hogue)就针对那种将客观的地点与主观的构想(project)相割裂的陈见,进而强调“想象、地点和时间”在大地艺术创作之中的密不可分的联系(11)。比如,在史密森的名作《莫诺湖非场所》(Mono Lake Non-site)之中,取自原初地点的泥土与该地点的地图被并置在一起,由此揭示出真正的地点既非单纯的物质材料(泥土),也同样不可归结为主观的认知建构(地图),而是这些看似异质的空间形态相互融合的产物。福柯在例示场所的异质性时所援引的第一个例子也正是影院,在其中客观的空间(影院作为物理空间)与主观的空间(影像所展现的虚拟世界)这看似相互矛盾的空间形态却相当完美地契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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