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梁朝士人的出处观及其美学意蕴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昌舒,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李昌舒,男,安徽肥西人,哲学博士,南京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原文出处: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在梁武帝以文治国、优待士人的政策影响下,梁朝士人普遍遵循大隐的出处方式。一方面,作为大隐的承载之地,园林在实践和理论上均有重要发展,庙堂与山林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统一;另一方面,较之于晋宋,梁朝文化的主体由土族转移到皇室,面对梁武帝重文为表、猜忌为实的治国思路,士人大多以柔弱、矫饰为立身之道,在此意义上,身体、心态与文化之弱是梁朝皇室以及一般士人的共同特征,士人之疲倦与皇室之矫饰构成梁朝文学的基本内容,思想内容上的贫乏与艺术技巧上的发达成为梁朝美学的两极。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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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K239.13;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283(2014)05-0057-07

       在中国历史上,梁朝士人及其文学作品往往是被批评的对象。近年来,学界对梁朝士人多有深入细致的解析,对梁朝文学也多有肯定。本文尝试从出处的角度解读梁朝士人心态,①并进而探讨其美学意蕴。

       一、大隐与园林

       较之于魏、晋、宋、齐,梁朝士人的出处关系最为缓和。梁武帝不仅长寿,在位四十多年,而且以文治国,优待士人,长期以来士人动辄得咎、死于非命的现象在梁朝几乎消失。在此意义上,出处同归的大隐成为梁朝士人的基本准则。沈约《司徒谢朏墓志铭》云:“形虽庙堂,心犹江海。”[1]204这是指谢朏通过神形分殊以调节出处。形虽拘束于名教代表的尘俗世务,神则可超越于自然代表的自由之境,或者说,形奔走于庙堂而神逍遥于山林。这也是齐梁士人的普遍观点,任昉《答何征君诗》:“散诞羁鞿外,拘束名教里。得性千乘同,山林无朝市。”[1]1597-1598只要得性,或者说得意,即可将“羁鞿外”与“名教里”相统一,山林与朝市也就没有差别。统一的关键在于内心之得意,而不是外在之形迹,此即为从得意忘象而来的神形分殊,它是大隐的思想基础。沈约《谢齐竟陵王教撰〈高士传〉启》:“迹屈岩廊之下,神游江海之上。爱奇商洛,访美东都,盖欲隐显高功,出处同致。巢、由与伊、旦并流,二辟与四门共轨。”[1]116只要能神形分殊,即可出处同致,巢父、许由这样的隐居不仕者与伊尹、姬旦这样的安邦定国者可以奇妙地相互统一。

       出处同致的承载之地是园林。伴随着出处矛盾的趋向统一,园林日益成为士人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梁朝士人对此深有体会。张缵《谢东宫赉园启》:“性爱山泉,颇乐闲旷,虽复伏膺尧门,情存魏阙,至于一丘一壑,自谓出处无辨,常原卜居幽僻,屏避喧尘,傍山临流,面郊负郭,依林结宇,憩桃李之夏阴,对径开轩,采橘柚之秋实……”[3]3334既不离开尧门、魏阙,又有山泉、丘壑,这就是名教与自然的统一。面郊负郭则说明园林并不远离城郭,而往往位于城郊结合部,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出仕者的方便。通过园林构造的方外空间,出仕者可以在为官之余享受逍遥之趣。萧纲《临后园》诗云:“隐沦游少海,神仙入太华。我有逍遥趣,中园复可嘉……”[2]1966由于园林的兴盛,传统的只有隐士才能享受的山林泉石同样可以被出仕者享受,在此意义上,隐逸就不必远遁大海、高山,在自家后园即可获得。沈约认为园林的出现改变了传统的隐逸方式:“夫独往之人,皆禀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誉期通。若使值见信之主,逢时来之运,岂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盖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岩壑闲远,水石清华,虽复崇门八袭,高城万雉,莫不蓄壤开泉,髣髴林泽。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涧清潭,翻成丽瞩。挂冠东都,夫何难之有哉。”[4]卷9《隐逸传论》出仕者也有对江海林泉的爱好,也有超越名教的自然追求,但君主之信任、时运之际会,使其不能隐身江海、丘樊。那么,如何满足出仕者对山水的渴求?或者说,如何解决身处名教中人对自然的向往?正是在此意义上,山林泉石由野外走向市朝,在崇门高城中蓄壤开泉,此即园林。有了园林,则松山桂渚、碧涧清潭与挂冠东都相统一,处之自然与出之富贵相统一。既如此,又何必独往、偏介,执著于远遁江海的小隐?沈约《休沐寄怀诗》:“虽云万重岭,所玩终一丘。阶墀幸自足,安事远遨游。临池清溽暑,开幌望高秋……”[1]368无需远遨游,为官者在休假时,在园林中即可享受隐逸之趣。通过园林市朝中可以有山水之趣,名教中人也能享受自然,此即何逊《下直出谿边望答虞丹徒敬诗》所言“休沐乃幽栖”[2]1685。

       园林是士人在官场之外构建的私人空间,主要作用有二:(一)文艺活动。萧统《钟山解讲诗》:“清宵出望园,诘晨届钟岭。轮动文学乘,笳鸣宾从静……精理既已详,玄言亦兼逞……眺瞻情未终,龙镜忽游骋。非曰乐逸游,意欲识箕颍。”[2]1797这是讲诗,在山水胜景中,精理已详,玄言兼逞,而且能体悟箕山颍水的隐逸之趣。(二)宗教活动。刘峻《始居山营室诗》:“自昔厌嚣,执志好栖息。啸歌弃城市,归来事畊织……髣髴玉山隈,想象瑶池侧。夜诵神仙记,旦吸云霞色。将驭六龙舆,行从三鸟食。谁与金门士,抚心论胸臆。”[2]1758刘峻即《世说新语》的注者刘孝标。玉山、瑶池、神仙、六龙、三鸟等都属于道教词汇。山居虽不同于园林,但对于作者而言,山居修道不仅仅只是纯粹的道教行为,更指向避世归隐。金门出自东方朔的“避世金马门”,在此意味着大隐的出处方式。南朝、尤其是萧梁是佛道二教兴盛的时代,对于大多数士人而言,参与佛道活动可以满足士人隐逸的心理需求。虽然不能真的弃官归隐,但可以使身心暂时游憩于名教之外,体悟处的乐趣。德国汉学家顾彬说:“作为‘会心处’,一种情况下,园林是饮宴、游玩、赛诗和论辩聚会之所,另一种情况下,它又是道教和佛教真理的象征,两种情况都是避离社会:这里远离勾心斗角和权力之争,面对自然,精神是自主的、自由的。这表露在对自然的一种新的美学感受之中,这种感受又开始出现在文学艺术的一切领域。”[5]91对士人而言,文艺和佛道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官场罗网的逃避,对精神自由的追求。

       庾信有一篇《小园赋》,虽是其羁留北周时所写,但考虑到庾信主要活动于梁,其思想也许在梁时即有,纳入本文也许是可以的。“若夫一枝之上,巢甫得安巢之所;一壶之中,壶公有容身之地……岂必连闼洞房,南阳樊重之第,绿墀青琐,西汉王根之宅,余有数亩弊庐,寂寞人外,聊以拟伏腊,聊以避风霜……名为野人之家,是谓愚公之谷,诚偃息于茂林,乃久羡于抽簪。虽有门而长闭,实无水而恒沉……”[6]19-25此文详细阐述了士人园林的内容及意义,对于此后的中国园林、中国美学均具有深远影响。概而言之,其要有四:(一)壶中天地成为此后士人园林的基本模式,对于士人而言,一个官场之外的私人空间是必需的。(二)园林不仅可以提供必要的经济基础,而且可以拒斥尘俗,使奔波于仕途宦海的身心得到休憩。(三)园林内的布局充分体现了文人趣味。对文人身份的突出是对官吏身份的淡化,官吏身份意味着拘束、世俗,文人身份(野人、愚公)意味着自由、高雅。(四)抽簪、陆沉是朝隐,借助园林,不离庙堂而能隐遁。士人园林兴起于六朝,但晋宋时期,谢安、谢灵运等人的园林地处偏远,多为高山峻岭;齐梁时期,随着大隐思想的盛行,园林转向近郊,规模缩小,奠定了此后士人园林的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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