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83-0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099(2015)01-0010-08 30年前，1984年的岁末，我撰写了自己关于美学思考的第一篇论文：《美学何处去》。始料不及的是，论文在1985年初发表后[1]，竟然引发了在当时一统当代美学天下的实践美学之外的生命美学的诞生。而在今天，就生命美学的研究而言，不论是认同于生命美学的同行者，还是发表关于生命美学的论著、论文，都已经蔚为可观[2]。也因此，应该实事求是地说，已经没有人能够否认，生命美学，作为当代美学的成果之一，业已在美学界为自己赢得了应有的学术地位。 不过，随之而出现的问题却是，应该如何去界定生命美学的特定取向、根本内涵？不难想象，三十年来，这类的问题在各种场合我都每每会被问及。而我的回答，则是从朦胧到清晰、从宽泛到具体，最后的概括则是：借助于胡塞尔“回到事实本身”的说法，生命美学是从理论的“事实”回到了前理论的生命“事实”，是从生命经验出发对于美学的重构，也是在超越维度与终极关怀基础上对于美学的重构。因此，生命美学就是生命的自由表达，就是研究进入审美关系的人类生命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研究人类审美活动的意义与价值之学。然而，就认真的学术讨论而言，这样的回答毕竟失之简略。现在适逢《贵州大学学报》的约稿，在此不揣简陋，试做具体说明如下。 人与世界之间，在三个维度上发生关系。首先，是“人与自然”，这个维度，又可以被叫做第一进向，它涉及的是“我—它”关系。其次，是“人与社会”，这个维度，也可以被称为第二进向，涉及的是“我—他”关系。同时，第一进向的人与自然的维度与第二进向的人与社会的维度，又共同组成了一般所说的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 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面对的是主体的“有何求”与对象的“有何用”，都是以自然存在、智性存在的形态与现实对话，与世界构成的是“我—它”关系或者“我—他”关系，涉及的只是现象界、效用领域以及必然的归宿，瞩目的也只是此岸的有限。因此，只是一种意识形态、一个人类的形而下的求生存的维度。而且，置身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的人类生命活动都是功利活动。 以实践活动为例，它以改造世界为中介，体现了人的合目的性(对于内在“必需”)的需求，折射的是人的一种实用态度。而且就实践活动与工具的关系而言，是运用工具改造世界；就实践活动与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的占有；就实践活动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改造与被改造的可意向关系。不言而喻，尽管实践活动对人类至关重要，但是却并非最为重要，也并非唯一重要，因为在其中人类最终所能实现的毕竟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至于全面的自由则根本无从谈起。在实践活动中，人类无法摆脱自然必然性的制约——也实在没有必要摆脱，旧的自然必然性扬弃之日，即新的更为广阔的自然必然性出现之时，人所需要做的只是使自己的活动在尽可能更合理的条件下进行。正如马克思所说：“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3] 再以认识活动为例，它以把握世界为中介，体现了人的合规律性(对于“外在目的”)的需要，折射的是人的一种理论态度。而且，就认识活动与工具的关系而言，是运用工具反映世界；就认识活动与客体的关系而言，是主体对客体的抽象；就认识活动与世界的关系而言，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可认知关系。不难看出，理论活动是对于实践活动的一种超越。它超越了直接的内在“必需”，也超越了实践活动的实用态度(理论家往往轻视实践活动，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不过，它所能实现的仍旧只是一种人类能力的有限发展、一种有限的自由，至于全面的自由则根本无从谈起。因此，假如说实践活动的失误在于目的向手段转化，那么认识活动的不足就在于：主客分离。也因此，在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的基础上，生命活动本身往往只能处于一种自我牺牲(放弃成长性需要)和自我折磨(停滞缺失性需要)的尴尬境地，由此去建构美学，无疑是不可能的。 西方美学的困惑，无疑就在这里。 我们看到，从“美是难的”到“美感是难的”，再到“美学是难的”，西方美学历史上的很多美学家对于美学问题的思考都是以失败告终，究其原因，其实都是因为他们在现实维度与现实关怀的基础上去建构美学，斤斤计较于此岸的有限以及人类的形而下的求生存，于是，尽管答案各异，但是根本的思维模式却是不约而同的，这就是他们都始终坚信：在审美活动的背后，存在着一个终极根据。而西方美学的全部历程，其实也就都是执着地去思考这个终极根据的历程。显然，这就是“柏拉图之问”的意义。遗憾的是，本来执着地去思考这个终极根据其实并没有错，错的仅仅是，竟然误以为这个终极根据就是：“本质”。结果，在古代是“美的本质(理式)”，最有代表性的是柏拉图美学；在近代是“美感的本质(判断力)”，最有代表性的是康德美学；“艺术的本质(理念)”，最有代表性的是黑格尔美学。 中国美学也是如此，本来，在上个世纪初，在王国维刚刚举起美学大旗的时候，他对美学还是充满信心的。他强调中国美学“无独立之价值”“皆以侏儒倡优自处，世亦以侏儒倡优畜之”“多托于忠君爱国劝善惩恶之意”“自忘其神圣之位置与独立之价值，而葱然以听命于众”[4]，是“餔裰的”、“文绣的”美学[5]，而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国哲学美术不发达”的现状，还在1906年的时候，王国维就在《论哲学家和美术家之天职》一文里发出了对于“纯文学”、“纯粹之美术”以及文学艺术的“独立之位置”、“独立之价值”的呼唤。王国维关于从“使命”到“天命”、从“忧世”(家国之戚)到“忧生”、从“政治家之眼”到“诗人之眼”(宇宙之眼)的企盼，更无疑就是这一呼唤的足以令人“眼界始大”的美学指向。也因此，他找到了“忧生”这个逻辑起点(“忧生”既是美学的创造动因，也是美学的根本灵魂)，而从个体生命活动出发对审美活动加以阐释，就正是王国维所馈赠我们的独得之秘。无疑，在此后的探索中，倘若我们由此振戈而上，大胆叩问生命，就肯定会有美学的不断进步；而倘若我们由此倒戈而退，不再叩问生命，则也就肯定会一事无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