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乡镇企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与变动，有力地促进了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它不仅引起农村产业结构的巨大变革，使我国农村由落后的农业为主的传统经济结构，向以工业化为主的现代经济结构转变，而且，开始冲破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改善和优化着整个国经经济结构，大大提高我国经济的工业化水平，为将来向城乡经济融为一体的“一元化”的现代经济结构方向发展开辟道路。但从总体看，我国仍处在工业化中期阶段，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尚未根本转变，而且乡镇企业还处在“农辅工，工起步”向“工农业互争互利”的过渡阶段，或交叉阶段。除少数发达地区外，乡镇企业实现经济发展的重点，还处在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变，转移与消化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历史任务远未完成。本文拟就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政策，作些研究。 一、当前乡镇企业产业结构存在的主要矛盾问题 当前，乡镇企业产业结构性的矛盾，主要有下列几方面，值得重视。 第一、乡镇企业三次产业的发展不相协调，结构性内外矛盾日益突出。乡镇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发展过猛（当然，中西部地区尚落后），不仅与基础产业滞后形成尖锐矛盾，而且使整个乡镇企业和农村的三次产业的比例关系失衡加剧，导致结构不合理，素质与效益的下降。 首先，农业基础脆弱，发展不稳定，严重制约乡镇工业的发展。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更是乡镇企业生长的“母体”。但是，一方面，乡镇企业农业产值虽有较大的增长，然而，它所占比重日益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大，它的进步，不足以反映我国农业的发展水平。另一方面，我国整体农业基础落后，农业增长起伏波动，致使乡镇企业发展也发生波折。 其次，第三产业滞后，不能适应第一、二产业发展的要求。虽然，乡镇企业第三产业增长速度最快，但总量不足，比重过小，结构不合理。而且，乡镇第三产业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低水平的商业饮食服务业上。新兴的现代交通和通讯业、供电与供水业等基础产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而金融与保险、信息与咨询、科技综合服务、文化教育、卫生环保等新兴产业的规模也是很微小的。这样，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就缺乏活力与生机，农村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无从活跃。当然，第三产业的发展，应以第一、二产业为基础，并首先为它们服务。近几年以来，不少地方不注意大力抓工农业生产，却盲目追求第三产业产值，出现了商业上倒手买卖的商贩满天飞，大有全民经商之势，这对第一、二产业的发展，城乡人民生活素质的提高，弊多利少。 第二、乡镇企业结构性内外矛盾日趋尖锐，整体素质与效益不高。乡镇工业持续快速的增长，一方面，带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另一方面，在城乡分割体制下，乡镇加工工业过猛增长与各地乡镇工业发展不平衡，导致乡镇工业内外结构性矛盾的尖锐性。 首先，乡镇工业内外结构趋同化的矛盾。早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就孕育了城乡与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矛盾。改革开放后，乡镇工业既面临商品经济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又面对短缺经济的卖方市场供给不足，为解决“温饱”问题，社会对产品需求量大而且急，对产品质量与品种要求不高，主要集中在基本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方面。而国营工业一方面改革滞后，企业生产经营不活，未能适应这一社会需求快速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对社队工业实行产品扩散与配套生产，从而乡镇工业就“乘虚而入”，迅速地发展起与城市相似的工业行业。同时，在实行“财政包干”制度下，由地方保护主义的支持，各地片面地追求产值与速度，重复建设与生产，不仅使原来存在的产业结构同构化问题无以解决，而且使城乡工业之间和地区乡镇工业之间的产业结构同构化，在规模与程度上大大发展了。 其次，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发展关系失衡。据统计，乡村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产值之比，1980年为82.5∶17.5、1993年89.18∶10.82、1994年高达91.79∶8.21。而国有和全国两类独立核算工业企业，1994年，分别是82.3∶17.7和89.18和10.82。如果加上非乡镇集体加工业，乡镇企业加工业更表现出超前过猛发展的势头，从而造成全国性采掘工业、原材料工业和能源工业等发展严重滞后，成为“瓶颈产业”，并使基础设施建设受阻，严重地制约着乡镇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最后，由上述矛盾，直接导致着乡镇工业产业结构的“虚高度化”的现象。产业结构变革的趋势是高度化，即产业的高加工度化和高附加值化的发展过程，它是建立在基础产业较充分发展的基础上，以技术效率作为衡量效益的指标。乡镇加工工业的快速发展，缺乏这种充分的基础，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与数量扩散过猛。直接诱发出城乡工业与地区工业之间，争夺能源、原材料与资金的过度竞争，并连续不断，此起彼伏。从而导致乡镇工业经常、普遍的开工不足，生产力闲置，同时粗放经营，加工技术水平与产品的质量普遍不高，产品供过于求，大量积压，能耗与物耗高，经济效益下降。这样，一旦风吹草动（如治理整顿），就发生波折，加剧乡镇工业发展的不稳定性与波动性。这不仅使不同地区乡镇工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而且造成整个国民经济中产业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性，助长经济发展的波动性，“结构效益”日益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