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企业作为改革开放的幸运儿，在二十年来的时间内从无到有，至今已发展成为我国农村经济的主力军和社会主义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纵观其从蹒跚学步到异军突起的成长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她之所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是因为她始终能把握住每一次历史发展的机遇，不断进行自身的调整，使自己不断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在自我扬弃中充满活力，在自我超越中创造辉煌。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以后，按照“九五”规划和2010年奋斗目标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实现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这两个根本性的转变，乡镇企业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二次创业”，力争在把握新的发展机遇中再创辉煌。可以预言，“二次创业”必将形成乡镇企业新一轮的调整和发展，使乡镇企业出现质态的提升并且以崭新的形象冲击国内外市场，成为乡镇企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试图从乡镇企业调整和发展的历史轨迹中揭示乡镇企业今后一个时期发展的基本趋势。 乡镇企业的调整和发展至今大致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四世同堂”到“分灶吃饭”。 我国的乡镇企业草创于五、六十年代，形成于七十年代，当时称社队工业。所谓的企业充其量只不过是一些工场作坊式的小摊子。企业规模小、基础差、资金少、技术设备落后。其经济上一般依附社队集体经济，分配上大多参照生产队的评工纪分，方向上主要对社会的供求补缺拾遗，经营上立足承接简单的加工业务和生产一些低档次的产品，操作上采取数厂一牌，对外往往用公社或大队综合厂的牌子，把几个摊子拼凑在一起，形成“四世同堂”的格局。乡镇企业初创时期，采取这种管理模式可以减少管理人员，节省管理性开支。但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期，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乡镇企业的迅速发展，摊子的逐步增多和扩大，“四世同堂”的格局显得不合时宜，诸多弊端开始暴露出来：首先，以“综合厂”牌子概而括之，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范围模糊不清，尤其在对外经营中造成许多不便；其次，摊子之间在场地、资金等资产占用上出现挤轧和矛盾；再次，非独立性造成企业成本核算的“糊涂帐”和利益分配的“大锅饭”，削弱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于是，“分灶吃饭”势在必行，数厂一牌的模式逐渐为一厂一牌所替代。通过这次调整，乡镇企业实现了管理模式的更新，在乡镇企业的发展史上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使每一个企业成为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企业有了自己的牌子，发展生产，扩大经营的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数厂一牌变成一厂一牌的分灶吃饭，带有新办企业的性质，享受了国家在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在企业内部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改善和加强管理，自主经营决策；在企业之间，由于经济效益不同，利益分配上拉开了档次。总之，分灶吃饭的经营模式突出地体现了“船小掉头快”的经营优势，是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实际的。当然，这种经营模式也并非十全十美，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将不可避免地进行新的调整。 第二阶段：从“找米下锅”到“横向联合”。 进入八十年代，农村改革先声夺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推行，农村出现了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为了让剩余劳动力“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便成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形式，为此，党中央制定和出台了一系列旨在鼓励乡镇企业发展的方针、政策，犹如一股强劲的春风，给乡镇企业注入了生生不息的活力。与此同时，随着城市改革的全面展开，城市企业大胆进行着搞活经营机制的尝试，给正在城市企业一统天下夹缝中左冲右突、“找米下锅”的乡镇企业带来了发展的契机。乡镇企业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走横向联合之路是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生存、求发展的必由之路。于是，他们积极调整策略，一改过去那种“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胡碰乱撞做法，主动出击，寻找靠山，甘当城市企业的配角。城市企业也纷纷向乡镇企业伸出了联合之手，终于使乡镇企业与城市企业从过去那种为数不多的“私通”发展为名正言顺的“秦晋之好”。从此，乡镇企业的“小字辈”和城市企业的“老大哥”在互惠、互利、互补的基础上挽起了联合之臂，共图发展前程，在城乡企业之间掀起了一股横向经济联合的热潮。横向联合也由开始时的奖金、技术、劳力、土地、生产、供销等的联合发展到信息、科技、人才的联合。从“找米下锅”到“横向联合”，通过这次调整，乡镇企业实现了经营领域的不断拓展，很大程度上摆脱了“找米下锅”而形成的尴尬和困境。尽管这种横向联合对乡镇企业来说，多少带有寄人篱下的味道，但它在客观上扶植了乡镇企业迅速发展壮大，乡镇企业因此而羽毛初丰。 第三阶段：从“急功近利”到“从长计议”。 八十年代中后期，乡镇企业的调整与发展又一次呈现出历史必然性的节律。经过一个阶段的艰辛创业，成功的喜悦并不属于所有的乡镇企业，在渐趋激烈的竞争中，乡镇企业各有各的活法。一部分乡镇企业居安思危，苦练内功，一面加紧员工培训，强化企业管理，争创企业信誉，提高整体素质；一面加紧技术更新改造，努力开发新品，积累发展后劲，为实现由“丑小鸭”向“白天鹅”的质变而养精蓄锐。然而，在同一时期，也有一些暂无明日之忧的乡镇企业惰性滋生，工场式管理、家庭化用人、超前性消费、违法性经营；还有一些企业夜郎自大，以井蛙之见，死守旧摊，不思进取，日见衰落。乡镇企业大相径庭的行为抉择，促使其整个阵容出现了分化。与此同时，企业的外部环境也给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1989年下半年，国家开始了为期三年的治理整顿，银行抽紧银根，信贷倾斜，对乡镇企业的一些优惠政策被取消，迫使乡镇企业进行新的调整。在挑战和机遇并存面前，一些从长计议、有备无患的企业则靠内涵扩大再生产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而一些急功近利、盲目铺摊子、高枕无忧的企业则一下子陷于度日如年的困境之中，于是，在行政的干预和自发的状态下，关停并转成了这些企业痛苦而又必然举措。新的调整使乡镇企业在优胜劣汰的自我扬弃中继续保持了勃勃生机和活力。乡镇企业开始自觉地按照国家的产业政策和宏观措施，调整自己的品种结构和目标定位，终止了企业行为中的盲目、无序乃至非法，开始走上了协调、健康、快速发展的轨道。从“急功近利”到“从长计议”，乡镇企业实现了经营行为的不断调整，为新的历史性跨越准备了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