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6.3；K26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05(2015)01-0011-12 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全称“斯坦福大学胡佛战争、革命暨和平研究所”(The Hoover Institution on war,revolution and peace)，是斯坦福大学附设的一所独立文献典藏和学术研究机构。它以“收集资料，通过学术的研究，深入发掘‘战争’与‘革命’的原因，以便进一步促进‘和平’的发展”[1]232为创建宗旨，以典藏“战争、革命及和平”为主题的档案文献著称于世。具体而言，胡佛研究所典藏有一战、二战、“十月革命”、苏共及4，000余位近代国际人物档案，共计4，500余个全宗[1]226，6，000万件[2]；图书160余万册；期刊2.5万种[1]223；缩微胶卷6万余个；被誉为“有关20世纪政治、经济、社会和教育方面变化的国际性的资料研究和出版中心”。 2005年前后，随着蒋介石日记和宋子文、孔祥熙档案及国民党文件等大量核心抗战档案入藏，并陆续开放，该所又俨然成为抗战文献典藏基地和抗战史研究中心。近十年来，海内外史学界、图书界、文博界亦对该所给予极大关注，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中心作为抗战文献典藏和研究专门机构，也不例外。 2012年9月，笔者受邀随“重庆中国抗战大后方研究海外资料搜集考察团”一行，参访了美国国家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等抗战文献重点典藏机构。参访期间，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代馆长Linda Bernard女士、东亚研究所主任张少书教授、胡佛研究所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林孝庭博士等专家支持和帮助下，笔者有幸查阅了部分相关档案，并获赠其馆藏中国近现代档案文献最新目录和提要①等一手资料。经过逐一翻译、剔重、甄别和归类，并参考学界前期研究成果②，本文拟从宏观层面对该所抗战文献典藏现状作一个概述，以飨读者。 目前，胡佛研究所档案馆典藏全部档案，约4，500个全宗，6，000万件，而直接或间接涉及中国近现代史的，共有522个全宗③，约300万件[3]，其中，涉及中国抗日战争的，则有150个全宗，2，933盒及1，796个缩微胶卷。这批抗战档案，绝大部分是战时中美两国政要、军事将领、使(领)馆官员、参战官兵及在华社团、记者、外籍侨民、传教士等人士的个人文书，因此，它以日记、信函、电稿、备忘录、著作及回忆录等为主要载体，以中国战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生活等为基本内容。 本文按照档案形成主体的战时职务、职责的权限，参照其文本提要两项指标，拟将其分为综合、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六类，分别介绍如下： 一、综合类 综合类抗战档案主要分散于共产党、国民党两个政党组织及蒋介石、宋子文和孔祥熙三位国民党领袖或政要等5个全宗之中。此类档案囊括了战时国共两党以及国民政府决策层对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社会的基本认识、基本政策策略的制定与修正、重大事件的应对与协调等核心信息，共计282盒、1，749个缩微胶卷。 (1)中国共产党文件，33盒，包含有1933-1945年间，中共关于全国及各级地方的政治、军事、经济、社会状况的内部文件、书籍、期刊及小册子等。 (2)中国国民党文件，1，747个缩微胶卷，包含有1931-1945年间，国民党的各种政治、军事政策文件，尤其是最高国防会议记录。 (3)蒋介石日记，76标准盒。截止目前，日记已经开放到1955年，其中1931-1945年的日记囊括了其对战时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决策、重大事件应对等全局性问题的规划、概括和检讨。由于其日记内容具有覆盖面广、连续性强等特点，所以有利于全面、系统地了解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社会的全貌。 (4)宋子文文书，69盒，又2个缩微胶片，已经全部开放。其主体内容是“关于20世纪30～40年代中国政治经济状况；二战期间，中国外交关系，特别是对美外交；战时中国重大事件；战时中国外交政策，特别是对美的外交政策的通信、演讲、著作、备忘录、报告和照片”④。 (5)孔祥熙文书，103盒，已经全部开放。但其中第51-103盒只提供缩微胶卷。主体内容是关于抗战前后中国政治、经济情况，尤其是战时中国的外交和财政政策的报告、会议记录及材料、通信、演讲稿、著作和音像材料等。 二、政治类 政治类抗战档案主要散存于以下两个层面人物文书中：一是经历抗战的国民党内派系人物，如谢持；国内党派政治人物，如曾琦、彭述之；国民政府部(会)行政首脑，如陈立夫、徐道粼、程天放；省(市)地方政要，如蒋经国、严立三；国内普通知识分子，如陈永玲等人的文书中。二是战时服务于国民政府的外籍政治顾问，如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或与之有关联外籍学者，如纳撒尼尔·彼得·拉思冯(Nathaniel Peter Rathvon)、保罗·麦伦·安东尼·莱恩巴格(Paul Myron Anthony Linebarger，美国政治学家)、威廉·培根·彼特司(William B Pettus)等13人的私人文书中。此类档案记载战时中国局部或某一方面的政治现状、改革、建设和纷争等内容，共计13个全宗，133盒、45个缩微胶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