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604(2015)01—0013—13 DOI：10.13317/j.cnki.jdskxb.2015.002 本文讨论西方学术界对大跃进饥荒(以下简称大饥荒)的研究，以主要议题及其时间顺序为线索。这里的“西方学术界”是指在西方国家或西方学术体系里以英语发表著述的学术界。有的学者如德国人文浩(Felix Wemheuer)并非英语国家人，有的学者如荷兰人冯客(Frank Dikotter)长期任教于东方的中国香港地区，但他们关于大饥荒的研究却主要以英文在西方的学术体系里发表。有的研究者如贝克尔(Jasper Becker)是记者，但他的大饥荒著作对学术界有着广泛影响。还有许多学者是中国人，他们有的回到了中国，有的定居在西方，有的就职于中国香港地区；他们的共同特点是都在西方接受了学术训练，对大饥荒的研究成果都是用英文或首先用英文发表。 一、大饥荒的非正常死亡人数 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最早关注的是死亡人数。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学者们已经知道中国在大跃进期间有过饥荒：当时西方报纸刊载了一些关于中国发生了连续三年灾荒的报道；1962年大陆各地逃往香港地区的10万多的饥民有一半以上抵港，他们的经历为西方当时驻港的各类中国观察家们所了解[1]289-290。然而，报纸上语焉不详的报道和饥民们的个人经历未能让学者对大饥荒有一个完整和可靠的判断。正如美国的阿什顿(Basil Ashton)等学者指出：长期以来由于中国几乎没有公布过人口资料，对其人口趋势的推断只能靠新闻报道、经历者的叙述以及户籍登记中偶尔泄漏的一些片段，这种研究状况是不能令人满意的[2]。毫无疑问，死亡人数是判断和了解大饥荒规模的基础。中国长期对资料的保密使得西方学者难以得知大饥荒的真实状况，这反而让他们一直对大饥荒中到底死了多少人很好奇。 1982-1983年中国首次比较详细地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人口资料后，长期关注中国人口的西方人口学家立即成了第一批利用这些资料的人，第一批研究大饥荒的学者。1982年10月中国发布了1982年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公报，使得中国当时的人口数量有了一个坚实的数据；1983年7月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了“全国千分之一人口生育率抽样调查公报”，使得从生育率推算大饥荒期间人口有了一个可靠基础；随后在1983年10月于香港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1983》中，中国首次公布了1949-1982年历年的人口，人口的性别构成，人口的出生率、死亡率、自然增长率。所有这些数据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让人口学家以统计学方法重建1949年以来的中国人口，特别是谜一样的大跃进时期的人口。 首先对中国人口数据进行计算处理的人口学家中包括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人口学小组的科尔(Ansley Coale)。科尔对中国1949年以来的人口一直紧密关注，在1980年他就根据中国杂志诸如《经济科学》刊载的一些论文中使用的人口资料以及中国人口学家在北京的国际人口学圆桌会议上所提交的论文对大饥荒的人口进行了推断，认为1958-1961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是1 650万[3]。在新的人口资料于1982-1983年公布后，科尔利用了其中的生育率、婚姻率、死亡率数据对人口重新进行了估算。1984年科尔在代表人口与人口学学会向美国全国研究委员会提交的中国人口报告中提出，1958-1963年中国的过度死亡人口为2 700万[4]70。同年，美国人口普查局的国际研究与国际项目中心主任班久蒂(Judith Banister)也利用了新公布资料对大饥荒期间的人口进行了估算。班的方法和采用的变量与科尔的差别不大，但由于她所修正的1960年和1961年的死亡率比科尔的要高，所以按照她所给出的死亡率，1958-1961年中国的人口过度死亡在2 880万[5]。 1984年所发表的论文中较被广泛引用的是阿什顿等的《中国的饥荒：1958-1961》一文，其作者包括一位经济学家、一位人口学家及世界银行的两位研究者。该文前半部分从人口学角度对大饥荒人口的各个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后半部分则对大饥荒的原因进行了探讨。该文认为科尔和班久蒂在使用1982年人口普查所获得的生育率和按年度登记的死亡率这两个变量以重建1950-1982年中国人口趋势时有考虑不周的地方①，因此对各种变量进行了重新修正，提高了儿童的死亡率。该文认为，1958-1962年中国人口的过度死亡量为2 950万，其中成人为1 730万，10岁以下儿童为1 220万。或如作者在文章引言中简便声称的那样：1958-1962年中国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s)人口为3 000万，同期内因生育率降低而少出生的人口为3 300万。至于大饥荒的原因，该文认为是由粮食短缺和政府的农业与粮食政策所造成。考虑到指出大饥荒的政策性成因会引起与中国打交道时的政治敏感，文章的第一作者为自己杜撰了一个“阿什顿”笔名以防真名泄漏[2]。 人口学家之所以需要估算以及有着不同的估算是因为中国公布的人口数据有严重自相冲突的地方。在《中国统计年鉴1983》里，中国的总人口数在1959年是67 207万，1960年是66 207万，1961年是65 859万，连续两年下降，但在人口自然增长率栏里所公布的数据却是1960年为-4.57‰，1961年为3.78‰。显然，1960年的负千分比太小，1961年的千分比应为负增长[6]103-105。在科尔、班久蒂、阿什顿等论文发表后，西方学术界对大饥荒人口的研究实际已告一段落。这些论文已考虑到了所有修正因素和算法，进一步的研究要靠中国未来的人口普查和生育率抽样调查的新资料。在人口学家看来，阿什顿等估算的1958-1962年有3 000万人口非正常死亡是比较可以接受的说法，科尔和班久蒂的估算结果只是略低些而已。后来在1987年班久蒂也接受了大饥荒的过度死亡为3 000万人的说法[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