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后期国民政府关于假道运输之交涉

作 者:

作者简介:
邵玮楠,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南京 210093

原文出处:
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从1942年初开始到1945年中印公路打通以前,为接受盟国援华物资,国民政府曾考虑利用伊朗和苏联中亚地区的交通体系,开辟一条经新疆进入中国内地的陆上运输线路。实现这一设想的关键在于获得苏联的同意与协助。在直接对苏交涉的同时,国民政府也积极寻求英美的支持。整个过程中,英国始终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并多方推动此事,但无力独自提供援助;美国一度展现出了积极的态度,然而内部在此问题上一直存有分歧,最后随着时局的变化选择了放弃;苏联则从一开始就并不情愿,尽管后来原则上同意了此事,但随即在具体细节的谈判中采取了拖延战略。面对这样的情形,自身实力不足的中国无可奈何,假道运输交涉最后只能无果而终。这一结局的产生,不仅深受二战进程和战时国际关系的影响,新疆问题作为地方性因素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显示出盟国之间根深蒂固的矛盾与不信任。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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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假道运输,是指抗战时期,滇湎路失陷后,国民政府试图借用经过伊朗和苏联中亚的道路交通系统,将盟国军援物资通过新疆运往中国内地。根据行程的不同,假道运输可有两条线路:一是从印度港口城市卡拉奇(今巴基斯坦卡拉奇,当时也译为喀拉蚩或克拉其)出发,经伊朗东部接入苏联中亚的交通系统,再到达新疆,即印伊—新疆线路;①一是从卡拉奇出发,经阿富汗进入苏联中亚,再抵达新疆,即印阿—新疆线路。印阿线路仅在美、苏、英之间进行商讨,且很快夭折,国民政府并未参与。而印伊路线的假道交涉从1942年开始,至1945年无果而终,历时三年,涉及中、苏、美、英四国,是二战时期国际关系的重要体现。

      长期以来,学界关于该问题的研究殊为有限②,对交涉过程尚未实现完整的史实重建,分析则更显薄弱,往往局限于假道交涉本身。事实上,印伊—新疆路线的假道交涉不仅深受二战进程和大国关系的影响,新疆问题作为地方性因素也穿插其中,令整个过程更曲折复杂。本文将从中、苏、美、英外交档案入手,结合相关文献,在重建印伊—新疆路线假道交涉过程的基础上,将其置于战时国际关系的大背景下,考察其失败的原因,兼及对战时中国的影响。

      一、假道运输设想的起源

      早在1940年,国民政府就曾考虑利用苏联中亚地区的交通体系。9月3日,中国驻苏使馆参赞刘泽荣在和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一远东司副司长利法诺夫会谈时,询问了将军用物资经苏联中亚运往兰州或哈密的可能性。③两天后,刘泽荣又向该司司长列扎诺夫表示:中国政府请求苏联政府允许中国从丹麦购买的武器通过苏联铁路转运至阿拉木图,然后再用卡车运至哈密。苏方对此不置可否,仅表示会将请求报告给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④

      尽管之前寻求假道运输的尝试未收实效,但国民政府并未放弃对此线路的关注。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通过新疆的对华援助逐渐停止,滇缅路成为中国接受盟国援助的唯一通道。然而,随着日军南进,缅甸风雨飘摇,滇缅路运输亦随时可能中断。因此,寻求新的国际交通线成为国民政府和英美等国的共同目标,而经过苏联中亚的西北线路则是最可能的选择。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该线除受战争的威胁较小外,还具有两个独特的优势。

      第一,作为之前苏联援华主要线路之一,新疆和甘肃境内公路、附属设施及维护相对较完善。1941年9月,美国驻华大使馆副武官弗里曼(Paul Freeman)勘察了中国西北的道路。他在报告中指出,从哈密经兰州,再到重庆的道路要好于中国公路的平均水准,更远胜于滇缅路。全线道路宽阔,坡度和缓,桥梁和涵洞结实,足以承载重型卡车,维护工作也很到位。具备的运力也远超它目前所被使用的程度。新疆的其他公路,了解到的情况很少,但据当地干冷的环境推测,建筑适合的公路应没有严重阻碍。⑤《中央日报》记者韩清涛的调查证实了此点,“截至三十一年度,全疆公路的成就,已有三千数百公里,平坦的公路,纵贯于全疆”,其中假道运输需要利用的伊犁至迪化段,包括支线在内,公路“计为七百三十公里,大小桥梁一千四百三十座(其中有大桥及中桥二十五座)。”⑥1942年11月29日至12月15日,租借物资管理局驻华代表富兰克林·雷(Franklin Ray)一路考察了从迪化到兰州的西北公路。雷注意到,迪化至哈密公路的路况部分原已较好,部分则通过铺撒砾石和挖掘排水沟得到改善。同时,新疆的吐鲁番、鄯善、七角井、哈密和猩猩峡(亦作“星星峡”)均有可容纳200名司机休息的设施。甘肃境内,安西、玉门、肃州三地可接纳100人住宿,高台、甘州、山丹、凉州、古浪、永登各地亦均有少量房屋供司机休息和饮食。肃州和兰州还建有修理厂,其中兰州厂是迪化以东地区最大的修理厂,拥有700名雇员,包括120名一、二级技师。⑦

      第二,苏联在中亚地区已有完备的道路交通系统。1930年,苏联建成突厥斯坦—西伯利亚铁路(简称“突西铁路”),不仅沟通了苏联中亚与西伯利亚的交通,还与突厥斯坦铁路和外里海铁路相连,干线经过中亚的谢尔基奥波利(Sergiopol,今哈萨克斯坦阿亚古兹)、阿拉木图(Alma Ata)、阿什哈巴德(Ashhabad)和克拉斯诺沃斯克(Krasnovodsk)等地,支线则可达与阿富汗接壤的库什克(Kushka)、铁尔梅兹(Termez)和安集延(Andijan)。从阿什哈巴德、库什克和铁尔梅兹分别有公路通往伊朗的扎黑丹(Zahidan)和印度的奎塔(Quetta)、白沙瓦(Peshawar),继而可沿不同铁路到达卡拉奇。此外,也可从克拉斯诺沃斯克经里海到班达尔沙(Bandar Shah),再接跨伊朗铁路,抵达波斯湾港口班达尔沙普尔(Bandar Shapur,今伊朗霍梅尼港)。因此,英美援华物资可以在由海路运抵卡拉奇或班达尔沙普尔后,沿上述路线运至阿拉木图或谢尔基奥波利,再由甘新大道运往中国内地。

      二、印伊—新疆路线的提出

      1942年初,考虑到缅甸的严峻局势,罗斯福急切地希望向中国开辟一条新的空中运输线和一条陆上运输线。哈里曼受命与宋子文商讨此事。宋子文在地图上标注出了一条交通线,“从波斯湾起,由铁路通往里海,然后乘船到俄国的土耳其斯坦,再经铁路通往中国边界,最后通过约两千英里的汽车公路到达重庆,全程共长五千英里。”⑧

      尽管这与罗斯福所设想的“位于滇缅公路以北”的陆上交通线并不一致,但却和军事委员会的思路不谋而合。

      3月24日,奉外交部电示军事委员会所拟计划,驻苏大使邵力子拜访了洛佐夫斯基,希望探讨“由波斯湾苏联运济我国军械”的问题。这条新渠道可能的路线是:“1.从宾杰里—沙普尔(即Bandar Shapur——引者注)沿铁路穿过德黑兰抵达宾杰里—夏(即Bandar Shah——引者注)山口。2.从宾杰里-夏山口经里海用苏联汽船运至克拉斯诺沃斯克。3.从克拉斯诺沃斯克沿铁路经梅尔夫—撒马尔罕—塔什干抵达阿拉木图。4.从阿拉木图沿公路运抵中国的哈密。”邵力子强调,中国抗日斗争作为盟国反对侵略者这一全人类事业的组成部分,有着巨大的意义,因此,希望苏联政府以同情的态度来帮助中国开通这一交通线。⑨31日,按外交部新发指示,邵力子又向苏联提出,由于运输存在困难,希望运量“每月暂限四千吨之数”。⑩鉴于当时的伊朗由英苏共管,也为了促进对苏交涉,中国亦向英国提出了同样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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