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54X(2015)01-101-08 籍贯——作为一种地域身份，是联结异地同乡的一种纽带。传统社会中，在异地做官、经商的同乡常常组建会馆、公所，籍以联络乡情，济贫恤寡，养生葬死，并联合起来捍卫同乡的利益，进而产生不同地域人群之间的冲突，即籍贯冲突。籍贯冲突是社会冲突的一种表现形式，既有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矛盾，也有外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纠纷，通常情况下，本地人在籍贯冲突中较为强势，外地人处在弱者的地位。因此，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籍贯冲突大多体现为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和外地人对本地人的抗争。当前学界对籍贯冲突的研究，在时间段上多集中于清代，在事件类型上多关注于由本地人对外地人的强势和压迫所引发外地人针对本地人的械斗、冲突和融合。①但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及其引发的政治变动的加剧和区域差距的扩大，籍贯冲突早已从单纯的地域矛盾演化为颇为复杂性的多元冲突。在某些特定地区，如本文所关注的民国兰州，外地人反而比本地人更强势，籍贯冲突也不再由外地人发起，而主要表现为处于弱势的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排斥和抗争。②这种排斥和抗争还往往纠集了本地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多重诉求，并成为这些诉求的一种宣泄渠道。 一、籍贯问题凸显：外省人与乡绅进城 近代兰州是一个特殊的城市。一方面，在民族国家构建的过程中，兰州从前近代时期“内地的边缘”一跃而变成了“国家的地理中心”，“兰州中心论”一时蔚然兴起。③在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所倡导的无中心的、平等的公民权利思想影响下，近代兰州城市发展获得了提升自身地位的能量来源。另一方面，在现实条件的制约下，近代兰州并未能彻底地从边缘话语中走出，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无可奈何地处于边缘的困境。 同时，近代兰州也是一个人员来源极为复杂的城市，外省人数超过本省人数，成为这座城市的主体。当1909年克拉克考察队行经兰州的时候，他们深为兰州人来源之复杂而感到诧异。克拉克生动地描述了一幅来自不同地域的外地人的差异及其交往画面：“在中国，要研究和比较中华帝国各个地区民众不同的个性特征，没有哪里比兰州更为合适了。五大三粗、膀大腰圆的蒙古人与粗放不羁、蛮子模样的西番，还有来自喀什葛尔的突厥——蒙古人擦肩而过；在这里，很容易从矮小身材、瘦弱体质和菜色皮肤辨别出来自南方省份的中国人；来自四川的人，往往戴着富有地方特色的头巾，还长着同样很有地域特色的圆脸；甘肃的回教徒蓄着长长的卷曲胡须，轮廓清晰的脸庞，他在与一个鼻翼宽大、面容呆板的本地人讨价还价，争执不下；还有一个鲁莽急躁、粗暴好斗的河南马车夫，为了马槽里的两粒高粱，在与一个平静从容、谨慎精明的山西骡夫争吵不休。”④ 在经济方面，外省客商在兰州区域市场中也占据着半壁江山，控制着兰州主要行业的进出口贸易。据《甘肃通志稿》记载，兰州“城市金融率操纵于秦晋津贾，各县市各货行店多晋商。钱号、钱庄、药肆多秦商，而药肆自县至村镇所在皆有至趸。卖绸缎、花布、杂货，行销皮毛、药材则多津商。陇南蜀商多操茶丝业，亦占优势。”⑤1935年在兰州进行商业调查的萧梅性也记载道：“(兰州市)经营各大商业之帮口，大概言之，金融之权，操于山陕津帮之手，各大行店，晋商称圣；钱庄药号，秦人居多；购办皮货绸缎杂货事业，津晋两帮，可称并驾；制造青条黄烟，陕甘两商，亦足齐驱。”⑥ 在政治方面，兰州乃至甘肃政坛的主要领导人均是中央委派的外省籍高官。外省籍高官又不断延引自己的亲朋好友和同乡，遂导致此地的上层官员及其下属亲信多属外省籍，使得本省人士很难进入权力中心。这种现象在当时就引起了来兰考察和关心西部开发的许多学者的注意。著名记者范长江就感慨道：“甘肃的军事政治久已脱离了甘肃本地人的掌握，政治上支配甘肃的，十九是来自六盘山以东的力量。因而第一、第二、乃至第三、第四等的位置，亦大半为东来的朋友们所占有。甘肃本地的朋友们的环境，可谓窄路中又逢隘道，出路更加困难。”⑦李孤帆(浙江人)来兰游历时浓墨重彩地描写了兰州民风的“淳朴”，他提到自己在兰州市面上向任何人问路或谈话，兰州市民都极其礼貌。即使在公共游玩的地方遇到他们，亦必让座奉茶，随便走进哪一家店铺无论买与不买，也要迎送如仪。但他很快就明白了兰州民风“淳朴”的原因：“他们看见南方人都以为是政府的官吏，所以特别恭敬。”⑧本省人与外省人在政治、经济地位上的悬殊，自然使甘省人对外省籍人士心怀芥蒂，正如一位学者所观察的那样，“在兰州，这个西北的重镇，内地的都市……本地人和外省人之间虽然表面能够相安，骨子里却潜伏着一道鸿沟。”⑨ 同时，自清末民初“废科举、兴学堂”之后出现的士绅进城运动，也使兰州城成为甘肃地方士绅谋取职位乃至向上晋升的主要根据地。随着旧式科举教育体制的废除和新式学堂教育体制的确立，传统乡村士绅的“功名”和“身份”特权骤然之间就失去了制度保障，昔日的乡村士绅被切断了通向上层统治阶层的通道。同时，在清末教育改革过程中，为了与近代工业化相适应，新式学堂绝大多数设在城市，这就使得乡村读书人纷纷进城读书。如此一来，这些从乡村走出来的知识精英们在城里接受新式学堂教育后，往往会选择留在城市寻找工作，不再回到乡村。这种情况在甘肃兰州更为严重：“生活困窘、经济凋敝、社会流动空间压缩，近代以来科举取消引发的知识分子地位漂移在甘肃表现得更为明显。1933年朱绍良主甘后，政治经济局面虽有渐趋稳定的迹象，但南京中央对甘肃的政治渗透，又以外省人占据本省人位置的方式进一步压缩着本省知识分子的出路。”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