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2；K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2-0015-12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是新中国成立后直到1978年我国政治生活中特别是农村政治、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广义的社教运动，可以包括新中国成立后至1978年前在农村开展的多数政治运动。当时，这种教育被看成是清除“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影响、改进干部作风的重要手段，是推进我国农业集体化、现代化的重要动力和政治保证。由于各历史时期不同的背景和中心工作，不同阶段的社教运动既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有明显的差别。不论社教所提出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如何，它实际上都与当时对“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认识密切相关，与我国发展战略以及经济政治体制中的一些深层问题密切相关。近30年来，对社教运动的研究已取得丰硕成果。不论是个案研究还是宏观研究，不论是资料积累还是理论分析，都有一些上乘之作。本文以“文化大革命”前农村社教运动特别是“四清”运动为研究对象，着重从国家发展战略和体制安排的角度分析其由来及内在发展逻辑。 不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用先进阶级的思想教育农民，都是党的一项长期的、基本的、经常性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前夕，根据即将全面展开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需要，毛泽东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①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不同时期的中心任务，党一直把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看成是一项基本的重要工作。“不断地用社会主义的思想教育农民，不断地提高农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爱国热情，这应当是我们一项经常工作。”②至1966年“文化大革命”发动之前，根据内容上的区别，社教运动大致进行了四次。 第一次社教运动大体从新中国成立之初到1956年底。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发扬民主革命时期的优良传统，围绕当时的中心任务，以各种形式对农民进行持续、广泛的教育活动。1953年，在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农业合作化运动后，这种教育被提到更为重要的位置。1953年12月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指出，鉴于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国民经济高涨的需要，“党在农村工作中的最根本的任务，就是要善于用明白易懂而为农民所能够接受的道理和办法去教育和促进农民群众逐步联合组织起来，逐步实行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逐步克服工业和农业这两个经济部门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③。1955年底，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又指出：“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在社会经济制度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尤其是这样。”他要求在合作化过程中进行反对资本主义加强社会主义的教育，因为它“是使分散的小农经济逐步地过渡到大规模合作化经济的思想的和政治的保证”。④当时社会主义教育的提出基于两个基本认识：其一，中国的合作化不是一个自发的、缓慢的过程，而是一个在党和政府主导下自觉选择的、急速发展的过程，是一个消灭资本主义和小农经济的过程；其二，生产关系的变革应该并可能是一个对农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提高他们政治觉悟的过程，这种教育不仅保证了农业生产关系改造的正确方向，而且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实践证明，这种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大规模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整个制度变迁的需要。 合作化运动初期，在市场调节萎缩、价值规律作用弱化的背景下，在主要不是用经济的方法，而更多是依靠行政力量和政治思想动员的前提下，用教育的方法解决所有制快速变革、产权关系和管理体制重大变动中必然出现的诸多问题，在当时条件下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有效的方法和选择。这种发展模式强调先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行政力量和意识形态的巨大反作用，有利于发挥党和政府在组织、动员群众方面的“比较优势”。不过，它的另一面是对落后生产力在深层次上的制约作用注意不够，甚至把“穷”当成变革生产关系、保持先进思想和高尚道德的有利条件，对新体制本身必然产生或涉及的一系列问题考虑不多，淡化了对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等方面变革依赖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认识。对改造中出现的问题，它更侧重于从政治思想觉悟、认识、作风等方面来认识，更侧重于通过行政力量，用运动、教育的方式来解决，而这些运动的阶级斗争色彩又越来越浓厚。这些特征在此后的“四清”运动中更为突出。 第二次社教运动大体从1957年到1960年初。1956年冬1957年春，由于三大改造后期存在的“四过”问题⑤，全国一些地区发生闹退社风潮，少数农民希望单干，不少合作社要求实行各种诸如包工到户、包产到户之类分散经营的责任制。出于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特别是在反右派运动的氛围中，这些要求往往被看成是对社会主义的否定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农民的自发行为也被等同于“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毛泽东由此提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争”，而且“以后一年一次”，“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⑥。1957年8月，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要求在城市开展大规模反右派运动的同时，在农村进行整风，开展广泛的以“关系农村两条道路的根本问题的大辩论”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农村中的“资本主义道路”⑦。 1958年8月，在“大跃进”高潮中，中央发出《关于今冬明春在农村中普遍开展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要求在运动中“充分发扬‘拔白旗、插红旗’的共产主义风格”，“更加坚定广大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决心和信心，彻底批判一部分富裕农民残存的资本主义自发倾向，在人们的思想上继续破除个人主义，本位主义，大立共产主义”⑧。1959年庐山会议后，由于认定当时正在农村中进行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是一场很激烈很深刻的阶级斗争”，中央提出在农村进行一次“社会主义再教育”，目的是“保卫党的总路线、保卫大跃进、保卫人民公社”；运动“应该把解决两条道路的思想斗争摆在首要的位置”，“以进行两条道路的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为纲”，“进行一次整社、整风运动，并且结合着进行整党、整团工作”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