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1-0035-12 1925年1月召开的中共四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重要会议，它统一了全党思想，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和前途等作出新的阐述，特别是在理论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几个基础观点，并将组织建设提升为党生存和发展最重要的问题，它为新的革命高潮作了政治、理论和组织准备。 由于当时毛泽东等人未参加会议、长期没有恢复会议原址和建设纪念馆等诸多因素，学界对四大相关档案资料挖掘和整理得偏少①，对其研究非常薄弱②，评价也偏低。以往的研究成果大多专门论述四大的某一具体问题，而且对这些问题的发展进程梳理得不够，对与其他问题之间的相互关联分析得也不到位。相比之下，对四大进行整体研究和评述的学术成果更是少见，且大多研究没有将四大放在党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进行纵向的考察和分析，只简单地说，大会历史功绩在于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对大会的“弱点”或“不足之处”强调较多，诸如“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正确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并没有作出具体的回答；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③，等等。 基于这种研究现状，本文力图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按照习近平同志2010年在全国党史工作会议上首次对党的历史发展的主流和本质的总结阐释，从党的奋斗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三个方面，对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的重大作用进行综合的考察和分析。 一、四大对党领导中国革命运动的积极推进 四大召开于复杂的国际国内大背景下，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推动了中国大革命的高潮。 (一)准确判断国际国内形势 四大召开前，世界革命和中国革命形势都发生了新变化。 在国际上，1924年前后，世界形势出现了两种不同性质的稳定。欧洲一些国家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遭到反动统治阶级镇压，暂时处于低潮。资本主义国家在摆脱战后经济、政治危机之后进入相对稳定时期。而苏俄在彻底粉碎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和国内反革命势力武装叛乱后，苏维埃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此时中国革命所处总的大环境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稳定，“对待殖民地的帝国主义政策，转入强暴一途”④，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社会主义苏联的稳定，共产国际对东方问题特别是中国问题的关注和支持，为中国革命创造了有利国际条件。 在国内，受帝国主义唆使和支持，北洋军阀继续混战，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依旧深重，这进一步迫使中国人民团结自救，英勇斗争。1923年6月中共三大和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合作建立。5月，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开学；7月，广州沙面租界工人大罢工；7月起，在广州开办了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同月，商团叛乱被镇压，广东革命局势转危为安；11月，孙中山北上，形成广泛的政治宣传运动；12月初，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隶集团的失败告终，北方政治局势发生急剧变化。12月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穆辛在苏联《真理报》发表《中国的转折时刻》一文，文章称：“中国的事态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⑤可以说，中国革命正处于新高潮的前夜。 1925年1月，四大在上海召开。大会正确分析国际国内形势，指出：欧美资本制度发达国家的“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和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多阶级的民族革命运动”“汇合起来”，才是“整个的世界革命”，其目的都是“推翻资本帝国主义”；中国正处于“军阀政治崩溃速力加增之时期，处于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的势力之时期”。“中国被压迫民众的运动得着更大的发展机会”，而这种民众运动发展得如何，“完全靠领导被压迫人民的本党及国民党左派，有真确的政策在民众中所做之广大的宣传与组织的工作之努力而定”。⑥ (二)制定指导和推动革命事业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 为迎接更大的革命高潮，四大分别通过对于职工、农民、青年和妇女运动议决案。 关于职工运动，一大未曾涉及。二大召开时，正值中国工人运动第一次高潮，大会对工人运动给予密切关注，通过《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主要强调工会运动中的各项根本方针。三大召开时，二七大罢工已经失败，工人运动转入低潮，大会通过的《劳动运动议决案》仅有简单的9条，主要具体提示哈尔滨、山东、广东等地劳动运动注意事项，整个“劳动运动方取守势”⑦。四大召开前，各地工人运动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再次兴起，广州沙面工人大罢工取得胜利。逐步成熟起来的党对工人运动的性质、意义有了更深入的理论认知。四大指出：“中国工人阶级现在最重要的职任，不但理论上在于注意自己独立的职工运动，同时参加民族革命以取得其领导地位”⑧。在此基础上，四大还设立了职工运动委员会，并向全国特派巡行员指导职工运动以推动工人运动的发展。显然，与前几次党代会相比，四大对工人运动的理论认识水平和工作方法都大大前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