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力(简称吕)：您已经在国内外发表过多篇涉及管理问题的研究，提出了很多思想和观点，在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其中您认为较为重要的有哪些？ 徐淑英(简称徐)：有此机会来谈谈我的研究，我感到十分荣幸，谢谢。因为对管理中的许多问题都感兴趣，所以我对许多不同的主题进行了研究。当我发现一个有趣的问题时，通常会对此研究数年，直到自己对研究的成果感到满意才会停止对此问题的钻研，然后转向另一个主题。由于研究的主题广泛，所以很多人通常不了解我的全部研究成果，但是我很高兴，我所研究的每个主题都成就了至少一篇论文，这些论文得到了美国以及全球各地学者们的大量引用。我很幸运，我的论文让我的研究生涯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我记得在我担任助理教授的第一年中，我就进入了美国管理学会。该学会的一位教授说，他真的非常喜欢我已发表在OBHP期刊(在80年代初就是顶级期刊，直到现在还很优秀)上的那篇论文。该论文是以我的博士论文为基础的，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理解中层管理者绩效。我提出了一个多利益者的框架来定义中层管理者的绩效，并确定有助于其绩效的因素。这个项目的研究跨越了10多年，它提供了一个有关中层管理者如何从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的视角中获得绩效的全面理解。这些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上司、同事和下属。 我下一个主题是探究人事管理部门在大型组织中的有效性，也使用到了多个利益相关者框架。随后，我从事组织人口学主题的研究，目的是为了理解清楚人口统计背景下的人们之间的差异(譬如年龄、教育、性别、民族背景)是如何影响他们的态度和行为的。在过去的20年，我研究了领导力、组织文化、雇佣关系和社会网络。我同时关注中国本土管理研究问题，我认为中国管理学界需要情境化和本土化研究来形成有效的理论去解释对于本土有意义的问题。我在一本书本中总结了我职业生涯中主要的研究项目，我将该书奉献给中国青年学者和学生。这本书中包含了被大量引用的文章，并且也包含我认为很重要但没有得到如此高关注的那些文章，但这本书没有包含我最近两年喜欢谈论的话题——那就是管理研究的学术理念和科学精神。 我对那些有着意想不到的研究发现的论文情有独钟。第一篇是1992年ASQ上发表的关于关系人口统计学的论文。它呈现了一个让读者意外的结果。第二篇是1997年AMJ上的论文，它打破一个长久以来似乎成为共识的观点，即最赚钱的公司不会是那些盛行“精简”人力资源政策的公司。第三篇是2007年ASQ上关于结构洞的论文，它的结论推翻了一个在文献上被广泛接受的结论。我自己喜欢的最新的两篇论文，是关于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特质和这些特质如何影响他手下的管理者的。事实上，上述主题极其难于研究：邀请首席执行官参加一个研究项目已经够困难了，而询问他们内心的想法(价值观念)和他们的人格特质(谦卑)似乎不可能。我们能够证明的是，具有超越价值观念及谦逊的首席执行官们能激发中层管理人员强烈的承诺感和表现欲。考虑到这些中层管理者不是他们的直接下属，这种跨层的效果令人印象深刻。我认为我最重要的工作将会是关于如何发展中国本土管理研究，以及如何去发掘中国管理实践中值得研究的重要问题，而不是来源于文献中的问题，这将确保我们的研究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关于这一点爱因斯坦反复提醒他的同胞们，并且它对我们今天仍然适用。 我很幸运地在全球管理领域最顶级的期刊中发表了文章，并且得到了大量的引用。根据一项对全球管理学者们的贡献和影响的分析，在被纳入分析范围的数千名学者中我一直处于前100名。 当然，仅仅分析论文引用频数是不够的。在管理学领域中，通常以计算论文在被ISI索引的期刊中引用的次数来测量其学术影响，然而，这是测量影响的唯一方法吗？这是否是正确的学术影响指数？难道我们不关心研究成果的实用性吗？商业和管理研究无疑与在医学、工程、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研究一样实用。AGUINIS等的研究表明，被记录在ISI的SSCI期刊上的引用并不总是意味着这些论文具有学术以外的影响。实际上，在期刊上引用的总次数与这些论文在非学术网站(基于谷歌搜索)中被提到的总数之间没有关系。我记得我的一篇关系人口统计学的论文，该论文1992年发表在管理科学季刊上，受到了多家财经媒体的关注，包括华尔街日报。该文在学术圈外的影响令我非常兴奋。我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论文出现在一些教材中，但是后来我发现，我所在的学校里没有一个人关心在这些非学术网站上对我研究的引用，任职和晋升委员会当然不会认为来自于媒体或广泛发行的教材的认可有任何意义。实际上，一些学校会因为你的论文不是发表于学校认可的期刊而受到“惩罚”，这种惩罚的手段是，在绩效评估时不承认学术期刊之外的任何工作，你没有资格获得任何货币或非货币性报酬，或者甚至通过嘲笑来惩罚你。一个全职教授曾被问道，他为什么不在一本书中总结他一生的作品？他回答说，他如果不是为顶级期刊写作的话，他倒不如为他的母亲写信(意思是，他不值得去写顶级期刊之外的任何其他文章或著作)。管理学作为一个领域，在我看来，这样一个评价标准将会极大地影响该领域的发展。我们已经成为一个极其封闭的群体：它在封闭中依赖于群体中的彼此，但是忽视了外面的任何一个人。 吕：包括您在内的数任美国管理学会主席都谈到管理学术研究与管理实践脱节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的问题。那么，美国的管理学界在克服管理学研究片面追求学术严谨性而忽视实践相关性方面有哪些进展？继续努力的方向是什么？ 徐：如何处理好“管理学研究的学术严谨性与实践相关性”问题，这是我们职业中最大的挑战之一，但是有希望，希望就是它可以改变，因为每个人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就像你现在一样。我在最近几年撰写的一些论文中讨论了这个问题，实际上这也是2012年我在美国管理学会主席任职演讲谈论“激情和同情”的原因，我的前任JAMES WALSH也曾在2010年任职演讲中谈到学校追逐排名的严峻现实。我们专注于严谨，因为它是科学的，并且因为它就是期刊编辑们和审稿者们的关注点；因为我们的评价体系并不关心应用到现实世界，所以我们忽视实践相关性：我们已忘记了，科学的最终目标是改善人类的生活条件，而在商业学科中，这就意味着改善管理实践。我已使用爱因斯坦的这句名言太多次了，并且只要我一提到爱因斯坦的名字，现在许多学生都可以背诵出这句话，那就是，“让普通人生活得更美好必须是科学的主要目标。当你深思图表和方程式的时候，永远不要忘记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