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5833(2014)11-0050-09 近几年，虽然创意产业园区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势头依旧高涨，但对于园区发展进程中定位不明确、模式雷同、集聚效应不明显等问题，已经能够理性对待并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创意产业的空间集聚究竟朝什么方向演化，存在哪些升级的可能，还有哪些衰退的隐患，如何解决普遍存在的问题，如何引导园区从“量的发展”走向“质的提升”……一系列的问题已经在实践中摸索展开，也需要进行理论思考与解答。 一、创意产业集聚演化的理论基础 国外针对创意产业空间集聚演化的理论研究并不局限于特定的产业空间，而是聚焦于“旧区改造”和“城市复兴”(urban regeneration)，重点论述创意产业园区在生产更新、景观重建、城市空间结构重新配置、内城空间的重新地方化和地方社区再生中发挥的作用①，及其相关的政策架构②。国内学者研究创意产业空间集聚多立足于园区本身，从共生、复杂系统、演化博弈、模块化等不同的理论视角，围绕创意产业集聚的内涵与特征③、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耦合机理④、网络组织的生产运作模式⑤、知识溢出与价值创造⑥、绩效评价与指标设计⑦、文化传承与社区营造⑧、国外园区的运营方式借鉴与动力机制⑨等内容展开论证。 综合国内外学者的研究，虽然研究视角与方法具有多样性，但基本认同创意产业的集聚演化是企业演变及其空间创新、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空间重构的高效协同与耦合。代表性观点有以下四种： 一是Scott的“创意场域”论(creative field)，认为创意场域是促进学习和创新效应的结构，“是生产和工作集聚结构中文化、惯例和制度的一种表达，主要由基础设施和地方大学、研究机构、设计中心等社会间接资本组成”⑩。相互交流的多面向过程是产业综合体中思想、灵感和洞察力产生的关键要素(11)。二是Richard Caves提出的艺术“自我毁灭”论。针对纽约艺术中心的研究结果表明，现代艺术品市场的空间分布有“自我毁灭”的特性，“更高的土地利用价值和商业成本，损害了现存的文化基础和文化经济并导致艺术家的日益边缘化”(12)。“自我毁灭”即指，艺术家的带动效应使区域从艺术中心演变成昂贵的商业中心，而最终又“逼走”艺术家们。三是John Eger提出的“创意社群”论(creative communities)，主要指向“人”与“社区”的结合。这种结合将使城市未来的发展更加注重文化艺术、人文环境、生态保护等方面的建设。构筑文化、艺术、商业和社区之间的关联非常重要，从实际载体来看，“创意社群表现为各类动态、松散，甚至虚拟的网络、平台、主题活动或交流机制”(13)。创意社群是一片特殊区块，“那里文化设施高度集中，具备完善的组织、明确的标示、供综合使用，区块内艺术与居民生活紧密结合”(14)。四是Landry的“创意城市”论(creative city)，认为“创意城市是创意经济时代城市发展空间的新取向”(15)。世界主要大城市的共同点，在于经济能量、文化创造力和群众活力，在强调城市硬件的同时，这些城市更关注人际交流互动，强调个体的活力张扬，从而间接保证公众享受的生活品质得以提升。创新性和主题性是创意城市的两个重要属性。“创意城市是一个动态的、实验的创新场所”(16)，拥有高度创意的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那些旧秩序正遭受挑战或刚被推翻的城市。自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出“创意城市网络”以来，创意城市的主题化趋势更加显著，全球范围内形成了文学之都、电影之都、音乐之都、民间手工艺之都，设计之都、媒体艺术之都、美食之都等众多创意城市。产品本身的符号性变化被吸收到它被生产出来的地点的文化资产中。地方习俗、传统文化，以及某项技能的特殊潜质，形成创意产业集聚的“地区象征”，“集聚形态成为产业发展在空间上的映射，它对城市的全面转型和空间布局的重构，产生很大的影响作用”(17)。 二、上海百家创意产业园区的集聚现状与问题 上海是国内最早推进创意产业、也是发展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从2004年的6.1%上升到2013年的11.5%。无论是产业总量、年增长幅度，还是贡献值占全市GDP的比重，上海在全国均名列前茅。创意产业园区作为重要的载体形式，规模已达百余家。基于上海园区的调研分析和判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示范意义。 (一)数据事实与基本现状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实地调研和访谈，覆盖了上海98家挂牌的文化创意园区(18)，其中长宁区12家、虹口区14家，静安区10家，徐汇区12家，杨浦区13家，普陀区7家，浦东新区6家，黄浦区5家，嘉定区、闵行区各4家，宝山区、青浦区3家，闸北区、金山区2家，奉贤区1家。 从现状来看，上海创意产业园区的整体运营状况呈“橄榄状”分布：约总量10%左右的园区主题突出，进入品牌化阶段，诸如M50、八号桥、红坊等园区在全国范围内具有示范意义。极少数园区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或企业迁移、土地基本闲置，或随意性较大的提供与文化创意完全无关的房屋租赁。“两头除外”的绝大部分园区运营收益良好，但多依赖于工业用地的“土地红利”，并存在较明显的同质化竞争。
(二)主要问题与演化瓶颈 创意产业园区的发展尚存在产业特色不鲜明、专业化服务水平不高、“重形态、轻业态”、同质化竞争等问题。由于创意产业门类的多样化以及园区主题性不强等因素的存在，大多数园区除了日常物业管理外，无法提供有针对性的专业化公共服务。即使部分园区内设立了公共服务平台，往往也形同虚设，实用性不强。目前园区的开发主体有国有企业集团、品牌化的专业园区开发运营商，以及仅运营个别园区的小型园区开发运营商，各类主体均不具备整合全市各类园区资源、实现联动发展的能力。同时，“招商引资”的简单复制，导致创意产业园区的同质化倾向，彼此间争夺有限的企业资源。 从上海百家创意产业园区的后续发展看，其演化瓶颈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要素瓶颈。突出表现为园区演化对土地要素的过度依赖。创意产业的发展陷入了同制造业相似的依赖土地资源的思维定势：资本通过土地开发获取地产出租利润，政府则通过引入项目获得税收。在相对低风险、稳收益的“租金模式”中，园区可以持续获得“工业用地”红利，也因此可能造成经营上的惰性与僵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