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史传统下的中国古代“农时”辨正

       中图分类号：K8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2335(2014)06-0105-05

       “农时”在中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传统学术研究中，“农时”一般是作为科技史的重要内容来研究，认为其来源于对农业生产经验的总结，包括天象、气象、物候、农事四个方面[1](P73-78)。但是“农时”与古代人对时间的认识紧密相连，其不仅仅是农业时令，还是中国独特历史文化背景下时空哲学的反映，其中包含着极为深刻的文化思想意义，并影响了历史和社会的发展。从巫史传统考察农时，是从原始宗教、巫术、文化多重维度重新考察和理解“农时”，以获得其农业哲学含义。李泽厚先生在《论巫史传统》一书中提出了“巫史传统”[2](P1-40)(Shamanism rationalized)这一概念，他认为“巫史传统”是探究中国文化深层结构的重要概念，是“中国上古思想史的最大秘密”“‘巫’的基本特质通由‘巫君合一’、‘政教合一’途径，直接理性化而成为中国思想大传统的根本特色。故保存、延续下来，成为了解中国思想和文化的钥匙所在。”李泽厚指出：“中国的‘巫史传统’使中国文化中的情感与理性、宗教与科学，分割得不是很清楚。”而对于“农时”问题的理解也是如此，得“农时”是当时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从历史发展角度观察，其中所包含的巫术、宗教与科学分野并非畛域分明。单从农业科技层面考虑，“农时”不外乎上文提到的四个方面，但在中国古代史特别是早期历史上，我们发现对“农时”的理解超出了这几个层面，这无疑引发了一些理解上的困惑。比如为什么“农时”与政治、社会可以观类取象?为什么建立了“农时”与政治、社会的联系后，人类可以变“农时”，从而得“天时”?“农时”为什么还能够与国运、历史发展的趋势联系?“巫史传统”是解决这些问题的关键之所在。巫术思维在联结客观意义上的农业时令和人文社会的时运中起了重要作用。

       从时的字源发展来看，“时”即指“农时”，并与早期巫史传统中的“观象授时”密切相关。“时”在甲骨文中写作“”、“”，金文中写作“”，《说文》中分别写作“”，“”。下面的“”是日，代表太阳，上面的“”是止，止的甲骨文像脚形，其本义是脚或脚趾。《说文》：“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址，故以止为足。”[3](P38)在“时”这个会意字中，止像足，指行走之意。据以上对于“时”的形体的分析，可以得出其本义指太阳的行走，也可进一步阐释为太阳的运行规律。值得关注的是，“石鼓文”和小篆的“时”的字形有所变化，加入了新的组成部分“”，即寸。《说文·寸部》：“寸，十分也，人手脚一寸动脉谓之寸口。从又，从一。”[3](P67)“又”古字为“”，有两种意义：一像手形，一为手后一寸之处。其衍伸意义是作为一种长度单位，在古代用于标示度量。“”这个部分的加入，包含着对规律的把握，也就是度量的意思。太阳运转是有周期性规律的，对太阳运转轨迹需要测量，测量之后的描述正好呈现出时间变化。这是古代人类社会对于时间的最客观和真实的认识。

       “时”的古文字本义与发展轨迹又可以在文献记录中找到相应印证，这种对太阳的观测和记录源自巫史传统中的“观象授时”，即类象和制历两个层次的问题。在巫史传统之下，对于时间的测量是与“绝地天通”和国家出现一脉相承的。《国语·楚语下》载：昭王问于关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不然，民将能登天乎?”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及少皡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享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威严，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存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蜀神，命火正黎司地以蜀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这段话与《尚书·吕览》、《山海经·大荒西经》一起通常被用来考察宗教和巫术的起源。不过我们通过这段文献可看到三个历史时期，最早的时期是“古者民神不杂”，其后是“少皡之衰”，“九黎乱德”的时期，再后面是颛顼时期。三个时期的划分是由两个标准决定的，一个是民神是否杂糅；另一个是天地是否分开。显然这种未分状态是人的观念上的，也就是说未曾认识到。对于太阳运行轨迹的测量，乃至对于时间的把握理应发生在天地、民神分开的时期，因为太阳属于天和神的范畴，只有人认识到其和自己所处的地的二元对立，才会将其作为客体去把握。颛顼命“南正重司天”，命“火正黎司地”这种政治模式的出现，应是早期国家的萌芽状态。当国家出现后，会设置管理系统，观测时间，授时于民，而在以农业为生活基础的国家中，颁布的“时间”指的是农业时令，也即农历。在此，对“时间”的测量成为国家产生后的重要行政行为，这就是“观象授时”。早期国家是“巫君合一”、“政教合一”，从授时到授历展示了从巫术、宗教思维到人文理性的嬗变，从历史视域看，发生了从交通天地、沟通神人的巫术行为到统治者“敬授人时”政治措施的变化。中国作为典型的农业国家，“时”也就转化为农时。

       《尚书·尧典》最早记载了“观象授时”：“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据考察，“羲和或羲和之官原是指上古时期专司迎日送日、并用巫术的方法帮助太阳正常运行的巫师群体”[4](P180-185)。羲和通常以两种形象出现，一是御日。《楚辞·天问》：“羲和之未扬，若华何光?”王逸注：“羲和，日御也。”[5]二是日母。《山海经·大荒南经》：“东南海之外，甘水之间，有羲和之国。有女子名曰羲和，方浴日於甘渊。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6](P381-382)前者是模拟巫术的施行。后者则是在以上基础上长期观测和记录太阳运行轨迹而产生了十月太阳历。“历”甲骨文中作“”，上为禾，下为足，表示脚步一步步从禾苗里走过。甲骨文卜辞中也有求禾求年的内容。金文作“”，左上边增加了个“厂”字，表明在山崖之前种有一行行整齐的禾。《康熙字典》载：“《说文》嘉谷也。二月始生，八月而孰，得时之中，故谓之禾。”作为古代重要农作物的“禾”生长是有周期的，而这种物候的变化是与天时相关的，求禾也就是求时。对于过去整个农作物变化需要的天时的掌握就是“历”。“敬”是针对天的，这种观日的巫术仪式是具有这种神秘恭敬情感的，而羲和观测后得到“时”，就完成了人与天的沟通，这种“时”一旦授予人，其实就是与农业作物生长休戚相关，“人时”就谓之“农历”。所以，“敬授民时”给以农业为命脉的古代人民带来过许多实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