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什么事情也没做，历史并“不占有巨大财富”，也“没有发动战争”。而进行这一切，占有财富和发动战争的恰恰是现实中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如其所示与人分离，而是以人为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历史不过是追求自身目的的人的活动。① 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历史不应视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所自发的存在，那么就要对历史中的个人做出评价，这个评价不应由历史来做，而是由“现实的活生生的”人来做。因此，对历史进行否定，就一定要否定对历史中个人为人类所做的贡献做出任何明确的且普遍接受的评价。而历史上的评价来自于历史学家(或者来自于嘲弄历史学家的政客)，历史学家的观点受很多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又会形成历史阐释的理论框架。这些因素包括时间视角、政治偏见、伦理观念和文化变迁等。历史学家会像非历史学家那样，受社会和时间的影响。因此，历史都是阐释性的，它并不是对过去做出确切的重构，也不是对过去做出明确的评价。正如E.H.卡尔精辟之言，“历史意味着阐释”②。 在毛泽东去世后八年中，关于他的职业生涯和思想，国内和西方的舆论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81年6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指出了毛泽东的一些错误方面，对毛泽东自中国革命至1949年以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贡献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总之，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决议》旨在对毛泽东的思想和事业做出明确的评价。毫无疑问，这份《决议》的内容已经极大地影响了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的看法和态度，而且这种影响还会持续下去。事实上，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评价以及政治的发展显然可能会不可避免地影响西方对毛泽东的研究观点。这就表明，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会受到以上的影响，而且其他领域的历史学家也会受到类似的影响。不管我们意识到与否，我们的观点不可避免地会受时间和政治因素的影响。尽管从政治影响方面，我们做的各种评价没有1981年的《决议》那么权威，但也和《决议》一样很明确。 如果对毛泽东的评价在受到各种外来因素的影响下得不出一个明确的评价，那么有些学者们会根据他们的理解做各种设想和假设，来支撑和启示自己所进行的阐释。对于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做出的理论假设，提出的那些问题(或者没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及展开的方法技巧都会从他们分析得出的结论产生重大影响。 以下我将从几个重要的理论方面的实质问题着手进行阐释，这些问题是由两位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布兰特利·沃马克在《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一书和斯图尔特·R.施拉姆在《对毛泽东的初步重估》一书中提出的。我的目的是植入更多的自我意识理论进入西方学者对毛泽东的研究中，以对毛泽东做出或者将会做出最终的且不可撤销的评价。长久以来，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显示出极其不愿认真解决遇到的理论问题，这些问题会出现在对毛泽东的分析和阐释中，也会出现在对毛泽东的思想、政治生涯和文字遗产的分析和阐释中。因此，尽管我的批评是以沃马克和施拉姆为例，但也可以看作是对西方毛泽东研究领域理论不足的一种整体批评。虽然我对这两卷书进行诸多批评，但我在一开始就限定了我的批评，声明任何对毛泽东思想和政治活动感兴趣的人，上述两卷书都是必不可少的读物。而且这两卷书对毛泽东这位已大量揭露但仍然神秘的历史人物的职业生涯提出了许多启发性的见解，书中也包含了许多未探索的或没有充分探索的理论和方法上的假设，值得进一步阐述和讨论。 一、毛泽东研究中的理论假设 毛泽东的历史生涯是处在现代史上最动荡的一段时期。此外，他的文学生涯长达近60年，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如日本学者竹内实主编的《毛泽东集》(包括400多份公文，现在又出版了《毛泽东集》增补卷)；《毛泽东思想万岁》3种通行本，包含了近200份公文；官方五卷《毛泽东选集》包括220多个文本；以及最近在中国出版的《毛泽东书信集》包括毛泽东1920-1965年期间的372封书信。这些文本跨度时间之长，内容之庞大，再加上他创作时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使西方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面临诸多棘手的理论和方法上的难题。如果在阐释毛泽东的文本时，将其作品看作一个统一的整体，旨在得出一个“本质上的”毛泽东，这是否恰当？而毛泽东的创作经常是对历史和政治环境的反应，这样是否过于轻描淡写历史和政治环境的重要性？将毛泽东的事业按时期进行划分并寻求他思想发展中的不连续部分，这种方法是否更有效？但按时期划分是否会缩小所寻求的“本质上的”毛泽东的时间范围？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是否应该走得更远？是否应该假定毛泽东思想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中心，根据当时文本创作的特殊背景进行具体分析？这些问题的答案不言自明。很明显，对毛泽东的研究阐释已经使用了上述所有的方法。 面对这一困境，沃马克选择使用他所界定的术语“有机解读”。这种方法竭力强调在评价毛泽东的作品方面，当时的政治和历史语境的重要性。正如沃马克指出： 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阐释毛泽东早期政治有机思想，总结其作品的实践性以及作品的政治背景。我试图用原来的参照物提出新的政治概念，试图把毛泽东描绘为一个政治人物。这种方法特别适合毛泽东，因为他的理论概念往往从实践经验中应运而生，而不是抽象的计划。毛泽东外化的理论反映的是他的经历，而且实践中概念的酝酿不仅为其提供了参照物，也提供了更多理论陈述的内涵意义。 沃马克的有机解读方法在施拉姆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得到高度赞同：“在我看来，适当的方法恰恰是布兰特利·沃马克所倡导的。”③尽管是沃马克已尝试自觉地运用他所概括的方法，但以下的意见和疑问也是指向研究毛泽东的学者们。 沃马克的方法定位与研究毛泽东的学者所采用的“本质上的”毛泽东的方法显著不同，也与那些学者将毛泽东思想按时期划分略有不同，但好像适合将毛泽东文章概括在这些时期内。虽然沃马克的创新方法对毛泽东研究做出了非常积极的贡献，但某些重要的意义需要进一步探讨。首先，也许是最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如何“把握”政治背景？虽然沃马克试图重新构建毛泽东思想可能形成的政治背景，看起来也赞同许多经验主义历史学家所持的假设“显示事物如何出现”是可能的，但对这个问题沃马克并没有给予答案。因此，分析毛泽东文本首要任务是掌握其形成的政治背景，并不能解决我们主要的理论困境，只是引出了一系列的新问题。研究毛泽东的学者如何“掌握”政治背景？是否通过透视毛泽东文本本身重新构建政治背景(沃马克经常采用的策略)？如此以来，重新构建政治背景会过于强调毛泽东本人的视角、价值观和动机，而排除了其他的观点视角，这样是否有危险？而且即使替代当代并追溯“政治背景”，广泛征询意见，历史学家还是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在某些点干预介入，个人做出决定怎么平衡观点。历史学家的干预马上会引出自己的价值、政治和道德态度以及暂时确定的视角。确切地讲，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历史和政治背景。我们重构过去过于强调一些假设和问题，这些假设和问题是我们目前所用的这些参考文本，而这些文本又被推测为了解过去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