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史作为中国现代化史，主要是“中国梦”的实践史，历来是各类“中国梦”的哲学思想相互激发的实践基础，因此也是理解包括毛泽东思想历史价值的基本坐标。但是，学术界对这种现代化哲学论争语境的关注，虽然已有少量成果，①但是总体上仍显单薄。②为此，笔者撷取中国现代化哲学的三种参照坐标，尝试阐释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中国现代化历史上的理论价值。 一、针对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性、陈腐性，毛泽东为中国现代化提出了真正体现时代趋向和国情民心的实践哲学的实践致思、价值目标和方法理论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论战对象首推蒋介石的“革命哲学”，与蒋介石的现实斗争和哲学对峙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党外斗争发源地。 从历史背景和客观效果来看，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第一个重大历史意义，无疑是系统地提出和科学地阐发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革命实践哲学，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的人民革命，为中国现代化扫清前进道路的历史障碍。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企图立足于西方发达国家经验和中国国内既定的政治架构，走资本主义和精英主义(依靠国内地主、资本家及其知识分子等政治力量)现代化道路，而毛泽东及其中国共产党人则主张动员农民、工人走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中华民族在近代以来的内外压迫下风雨飘摇、危机四伏，这是毛泽东与蒋介石两类政治代表人物共同面临的时代课题。他们之间的哲学论争和思想对峙，只是面对相同历史背景产生的不同实践哲学思路，思路不同是道路之争的逻辑基础和哲学呈现。 从思想目标和实践面向来看，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蒋介石，都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院派哲学家，他们围绕中国革命主导权的斗争实践展开，在思想深处也就是实践哲学之争。 卡尔·马克思主张“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毛泽东并非职业哲学家，他追随马克思的思想，把哲学只当作革命的“顶层思考”。蒋介石同样也没有学院哲学的背景和经历，他学习的专业是军事。从1908年加入同盟会，20多年以后，直到1932年蒋介石才开始系统演讲“革命哲学”④。只可惜，这种哲学充满了唯心、片面、陈腐的性质和成分。只是当丢失大陆统治权以后，蒋介石的哲学思考才有了较多冷静和实际的进步。⑤ 对于毛泽东与蒋介石之间的革命领导权斗争，人们往往较多地关注其政治艺术和军事谋略。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哲学思想的价值合理性和思想历史高度才是具体政治军事活动的原点和基础。1943年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中国之命运》一书，系统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历史背景、起源、历程、形势、任务和前途，企图率先占领“中国革命”的理论制高点。毛泽东随后发表《两个中国之命运》，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之命运有两种：一种是有人已经写了书(即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的；我们这个大会是代表另一种中国之命运，我们也要写一本书(即毛泽东后来发表的《论联合政府》)出来。”⑥中国命运的这两种思考和勾画，基于同样的中国革命现实，但是由于其实践性的真实性、彻底性不同，却建构了截然不同的实践哲学系统，而各自主张的民心向背，奠定了斗争胜败的理论基础。 从价值目标和历史使命来看，作为国共两党的领袖，毛泽东和蒋介石在中国革命问题上的根本分野，在于如何理解和确立革命的价值目标或历史使命。 革命的根本问题首先是革命使命问题，就像毛泽东说的：“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⑦在实践哲学上，这可以说就是实践的价值目标问题。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社会主义革命最终要实现共产主义，中国革命的最低目标也如“中共二大”所说，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⑧。这样的最低革命纲领与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并非绝对矛盾，在反帝反封建和实现民族独立、人民民主这个符合现代化历史趋势的共同点上，完全可以有机统一、相辅相成。但是历史的悲剧在于，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集团没有这样的历史远见和开阔心胸。 蒋介石自认为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正宗继承人，认为“总理创造三民主义，就是我们的救星，是中国四万万同胞的救星”⑨。但是其具体行动方案，“第一期革命的对象是满清，革命的本质是民权革命”，“第二期革命的对象是军阀与帝国主义，革命的本质是民族革命”，“第三期革命的对象是中共匪党，革命的本质是社会斗争而兼民族与民权主义的革命”。⑩从1927年开始，他认为“北洋军阀是不配做我们的敌人的”，因为“军阀的军队是没有主义的”。(11)“因为立在主义上说，共产党实在是我们国民党唯一的敌人，他是破坏国民革命，阻碍三民主义实行的；我们要国民革命成功，就不能与共产党并存。”(12)他以“主义”名义“清党”，屠杀正在为革命奋斗的中国共产党人，完全缺乏民主精神和包容智慧。 蒋介石把中国共产党作为斗争对象完全错误，后果十分严重，不只引发了国共之间长期的内战，葬送了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统治，更给中国革命和中华民族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危害，错过了更早抵抗日本侵略的时机，拖延了中国现代化和民族崛起的进程。 从认识路线和思维风格来看，蒋介石“革命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陈腐意识、庞杂折中，映现出毛泽东实践哲学的唯物主义性质和时代前瞻性质。 蒋介石关于国民革命实践的价值目标的认识，存在着根本的错误和深刻矛盾。他一方面认为中国革命的价值追求是国家独立、民族复兴、人民自由幸福，另一方面又对日寇侵略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策略，对广大工农群众的阶级利益和生存疾苦置若罔闻，甚至基于迂腐的传统观念，认为国共两党的斗争“就是天理与人欲的斗争，换言之，亦就是有神思想与无神思想的斗争”，继而又基于纯然唯心主义的思路，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归咎于“我们自己内部的散漫，不能团结御侮，以及一般人民在心理上，受了共匪的欺骗与麻醉”。(13)而且要看到，蒋介石对辛亥革命以后的形势、任务和方式方法的理解，就其总体思路来说，实际上都是建立在各种旧学说汇总而成的唯心主义价值观、认识论基础上的。从他自己的各种论述看，他的哲学理念既包括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包括一方面基督教信仰，同时包括各种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特别是孔孟儒学、宋明理学的学说，当然还包括欧美西方资产阶级宣扬的自由民主观念。这些学说虽然具体内容各有不同，但总体上抱持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价值观和认识论。(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