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30年代所撰著的两篇哲学文献《实践论》《矛盾论》(以下简称为“两论”)经改编后公开发表。为配合全国对“两论”的学习活动，李达专门写作了《〈实践论〉解说》《〈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1979年，三联书店将《〈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以及相关系列文章合编为《〈实践论〉、〈矛盾论〉解说》(以下简称为《解说》)。《解说》是建国以来解读毛泽东“两论”最权威、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著作，它对宣传和普及“两论”、提高中国广大干部群众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修养以及思想理论水平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可以说，《解说》对建国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有承前启后之功。 一、《〈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的写作过程和社会影响 《实践论》《矛盾论》写作于1937年，是抗战初期毛泽东为红军大学(后更名为抗日军政大学)讲授的《唯物辩证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其中，《实践论》为第二章第十一节，《矛盾论》(原名《矛盾统一法则》)为第三章第一节。新中国成立后，出于编辑《毛泽东选集》和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需要，毛泽东先后对“两论”作了重要修改，并提前在苏联《真理报》和《人民日报》上发表，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①。 作为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深知“两论”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深感阐释和宣传“两论”的必要性。尽管当时担任湖南大学校长职务的李达行政事务繁忙且身体久病未愈，但他仍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两论”的解读工作。 李达本人在《怎样学习〈实践论〉》一文中的两段话，可以作为他对《解说》的写作初衷的解释。他写道：“在我们新中国，当前有两大基本任务，要全国人民担当起来。第一是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保卫祖国安全与世界和平；第二是努力进行建设，包括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等。要完成这两大基本任务，就要求全国人民站稳立场，大家把意志统一起来，集中起来，提高自己的政策思想水平，随时随地认识国内外环境及周围事物的变化，好好掌握政策，照政策办事。这就必须学习《实践论》。”②他还写道：“自从我们新国家成立后，全国人民在全国范围内和全体规模上，用民主的方法，来改造自己，成为新人。成千上万的工作干部和青年，都学习了《共同纲领》、《新民主主义论》、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和时事政策。毋庸讳言，有许多人的政治学习是有缺点的。最严重的缺点，是政治学习不曾改变他们自己的思想。有的思想虽然改变了，而对于实际问题的看法，却感到茫然。……为要克服这些缺点，就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认识论，即学习《实践论》，用《实践论》把自己头脑武装起来，提高对实际的认识，改造主观世界(自己头脑)和客观世界。”③以上这两段话虽然是李达对学习《实践论》的重要性、必要性的阐释，但它同样适用于说明学习《矛盾论》的意义，因为矛盾分析的方法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内在一致的。列宁就曾指出：“辩证法也就是(黑格尔和)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④ 自1950年12月《实践论》公开发表后的半年多时间里，李达先后发表了《〈实践论〉——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础》(《人民日报》1951年2月1日)、《〈实践论〉解说》(《新建设》1951年第3卷第6期及第4卷第1、2、3期连载)、《怎样学习〈实践论〉》(《新建设》1951年第4卷第4期)等文章。1952年4月《矛盾论》公开发表后，李达又写作了《〈矛盾论〉解说》(《新建设》1952年7月号至12月号连载)。以上这些文章，构成了《解说》的基本内容。 自20世纪20年代起，李达同毛泽东之间就开始了哲学交往。长期以来与毛泽东的哲学交往，为建国后李达撰著《解说》提供了独特的条件。在《解说》写作过程中，李达多次与毛泽东进行讨论和交流，展开了频繁的学术互动。 在《〈实践论〉解说》的写作过程中，为了使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解读更准确，李达每写完一部分，就把书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收到后，也会逐字逐句地审读并亲笔修改。 从《〈实践论〉解说》(第二部分)书稿中可以看出，李达不同意毛泽东把太平天国和义和团放在一起并把它们都看作是排外主义的典型例子。李达认为，太平天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并不一概反对外国人。毛泽东在阅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注意到了这一点，并接受了李达的观点。他在给李达的回信中说：“《实践论》中将太平天国放在排外主义一起说不妥，出版选集时拟加以修改，此处暂仍照原。”⑤ 毛泽东在审读《〈实践论〉解说》书稿时，也对其作了一些修改。例如，毛泽东在李达论述中国人民对列强作排外主义的自发斗争的地方补充说：“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把外国的政府和人民、资本家和工人、地主和农民加以区别，我们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地主资本家和政府官员，他们是帝国主义者，而在宣传上争取外国的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⑥再如，毛泽东在李达论述孙中山所倡导的民族主义全然以清政府为对象而从没有提过反帝国主义的地方补充说：“虽然辛亥革命实际上起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作用，因为推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当然就带着反帝的作用，因而引起了帝国主义对于辛亥革命的不满，不帮助孙中山而帮助袁世凯；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的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⑦ 对于毛泽东所作的上述两处修改，李达经过仔细思考后觉得有些欠妥，便把毛泽东的前一处修改再改为：“中国人民那时还不知道应当反对侵略中国的外国大资本家及其政府，他们是帝国主义者，但另一方面要争取外国人民，并不是一切外国人都是坏人，都要排斥”⑧。在这一再修改中，李达删除了“地主”、“政府官员”两词及“宣传上”三个字，并在“资本家”之前加上了“大”字，这就更加明确地界定了帝国主义者，表述上更为严谨。李达又将毛泽东后一处修改内容中的最后一句话改为：“但是当时的革命党人并没有认识这一点。”⑨在这里，李达删除了“主观上”一词，避免了“主观上并没有认识这一点”这一表述所可能产生的歧义。李达又将他的再次修改稿寄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没再提出不同的意见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