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经历者、观察者，自身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思想的转折变化，见证了新文化运动引发的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新文化运动之后，毛泽东在回溯历史、思考现实的过程中，对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刊物、基本主张、历史地位、历史局限进行了客观评价和分析，为思想界、学术界研究新文化运动，建构新文化运动的历史记忆提供了基本思路。 一、评点《新青年》的性质与影响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一年后改名《新青年》。经杨昌济介绍，毛泽东成为《新青年》的热心读者，并深受其影响①。1917年4月，毛泽东在《新青年》第3卷第2号以“二十八画生”的名义，发表《体育之研究》一文，对当时体育之弊进行了深刻分析，从强筋骨、增知识、调感情、强意志四个方面阐释了体育之效，并提出了运动之法、运动应注意之项。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毛泽东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1920年8月，毛泽东起草《文化书社组织大纲》时，规定“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庶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②。基于这一经营理念，《新青年》列入了文化书社经销的范围，并成为文化书社销售较多的杂志之一③。 毛泽东是《新青年》的读者、作者，也是《新青年》的经销人，对《新青年》较为熟悉和了解，有直接的观感和体会，也就有资格评点《新青年》。“《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杂志，由陈独秀主编”④，这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基本评价和介绍。 《新青年》创办之初，本为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启蒙刊物。《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载的《社告》，将办刊宗旨定位为：与青年诸君商榷“修身治国之道”，介绍世界各国“事情学术思潮”，“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援助”⑤。基于这一办刊理念，1915-1917年，《青年杂志》、《新青年》介绍了近代西方的生物进化论、唯意志论、民约论、社会主义论、国家观念、人权学说，阐释了近代西方的科学精神、民主精神、自由精神，关注了妇女、教育、尊孔、国民性、家族制度等现实问题，探究了青年应当具有的精神、气质与观念，提出了“文学改良”、“文学革命”等主张。正因为如此，毛泽东认为，“《新青年》开始并不是共产主义的杂志”⑥。这是对《新青年》早期性质的基本判断，符合这一阶段办刊的旨趣与理念。 《新青年》开启蒙之先，尽管“并非一创刊就名扬天下，景从如流”⑦，但仍引起了有志青年的关注和兴趣。恽代英在1919年4月24日的日记中表达了这样的感受：“阅《新青年》，甚长益心智。”⑧1919年9月9日，恽代英在致王光祈的信中明确表示：“我很喜欢看见《新青年》、《新潮》，因为他们是传播自由、平等、博爱、互助、劳动的福音的。”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吸引力。1936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坦承：“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这个杂志了。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⑩这一心路历程的变化，足以表明《新青年》在当时的社会影响力。 十月革命后，《新青年》的主旨从致力于思想启蒙逐步转变为关注具体的时政问题。针对当时“何必谈什么政治”的质疑，1918年7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5卷第1号发表《今日中国之政治问题》，申明：“我现在所谈的政治，不是普通政治问题，更不是行政问题，乃是关系国家民族根本存亡的政治根本问题。”(11)此后，《新青年》逐渐与社会主义、工人运动靠拢，发表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等文章，并于1920年五一节出版“劳动节纪念号”专刊。1920年9月，《新青年》改组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办刊旨趣亦由批评政治、注重启蒙转向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影响逐步扩大。在《新青年》的周围，聚集了一批青年，并开始成立各种组织。如长沙新民学会、北京少年中国学会、天津觉悟社、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长沙俄罗斯研究会等。在毛泽东看来，“这些团体的大多数，或多或少是在《新青年》影响之下组织起来的”(12)。这是《新青年》社会影响的另一表达，说明了《新青年》在社会团体组建过程中的思想引领、凝聚人心作用。 可见，尽管毛泽东对《新青年》未能作出全面的评价，但触及了《新青年》的性质与社会影响，从中透出的是毛泽东对《新青年》的推崇和赞许。 二、认同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 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是：提倡民主和科学，反对封建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对于新文化运动的基本主张，毛泽东不仅在当时给予了积极回应，而且在后来给予了肯定性评价。 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的两大口号。民主是指民主精神、民主思想与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制度；科学是指科学精神、科学方法与具体的科学技术、科学知识。1919年1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6卷第1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指出：“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英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13)尽管《新青年》刊发的系统阐释科学、民主的文章并不多(14)，但新文化运动顺应时代潮流倡导民主和科学，这是不争的事实。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便要求青年“科学的而非想象的”，并对科学进行了阐释。科学与民主的主张，赢得了青年毛泽东的认同。1919年7月，毛泽东在《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四万万人，差不多有三万九千万是迷信家。迷信神鬼，迷信物象，迷信运命，迷信强权。全然不认有个人，不认有自己，不认有真理。这是科学思想不发达的结果。中国名为共和，实则专制，愈弄愈糟，甲仆乙代，这是群众心里没有民主的影子，不晓得民主究竟是甚么的结果。”(15)毛泽东从科学、民主两个维度来反省、批判国民性，表明他对科学、民主的接受与运用。对此，1942年2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大会讲演时还说，五四运动时期，一班新人物“反对旧教条，提倡科学和民主。这些都是很对的”。五四后，“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16)。因此，对于新文化运动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毛泽东在当时及后来均持肯定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