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提出了“原子弹是一只纸老虎”“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的力量不在于反动派，而在于人民”等一系列著名论断。① 关于这次谈话的具体时间，毛泽东和斯特朗本人都没有作过明确的记载，当时的新闻媒体也未见有实时报道，而目前公认为“1946年8月6日”②。然而，笔者在广泛查证有关原始文献后认为，这一时间值得商榷。 一、“1946年8月6日”说法的认定过程 (一)以斯特朗名义发表的文献一律把谈话时间署为“1946年8月” 毛泽东与斯特朗于1946年在延安进行的谈话(以下简称“谈话”)最初由斯特朗整理成英文记录稿，后经陆定一核改，大约在1946年9月中下旬定稿③。目前国内所见到的关于谈话的第一个中文版本，是由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于同年10月以单行本印发的，其封面以特别醒目的红色宋体字印制，题作《毛泽东访问记》，并专署为“美记者斯特朗著”。在其正文之前，还收录有中共晋绥分局宣传部于10月4日发出的《通知》，并号召“各级领导同志组织学习，研究讨论”。④同月，此文又被收入中央宣传部许之桢编译的《毛泽东印象记》⑤一书，由东北书店在佳木斯印发。 1947年4月，谈话英文稿在美国《美亚》杂志上公开发表，题为《来自延安窑洞的世界眼光：毛泽东访问记》⑥。国民党统治区和香港地区的一些中文刊物获悉后迅即纷纷译载该文，一时快速传播，影响极广。如1947年5月30日，由上海文萃社编辑出版的《文萃丛刊》第6期，就在封面印有“论纸老虎”4个醒目大字，内文则以《毛泽东论纸老虎》为题全文译出⑦。6月5日，香港出版的《群众》杂志第19期也将其全文译载，题目译作《毛泽东论世界局势》⑧。这些以斯特朗名义发表的英文版和中译版谈话(以下简称《斯版谈话》)，均在题名下方或在编者按语、文末注解中，把时间署为“1946年8月”，而未署具体日期。 (二)毛泽东曾把谈话时间一度记作“1946年9月” 1947年11月7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纪念十月革命三十周年》的重要社论，公开了谈话的部分内容。该社论稿由胡乔木起草、毛泽东改定后播发。毛泽东在社论送审稿原文“跟马克思列宁主义相反，帝国主义在思想战线上依靠于宗教迷信，这个宗教迷信的名字按照毛泽东同志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谈话的说法，就是‘纸老虎’”一句中，在“帝国主义”4个字之后、“在思想战线上”6个字之前，补充加写了“及各国反动派”6个字；在“毛泽东同志美国记者斯特朗女士谈话”之间，补充加写了“在一九四六年九月与”9个字。⑨ (三)在《毛泽东选集》中，谈话时间曾由“1946年8月”改为“1946年8月6日” 新中国成立后，经毛泽东亲自审定⑩，把谈话以《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为题(以下简称《毛版谈话》)收入1960年版的《毛泽东选集》第4卷中，谈话时间署为“1946年8月”。此前，《人民日报》还于1958年10月31日发表《毛泽东同志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一文，其导读还专门提到谈话时间为1946年8月(11)。这一说法长期使用，直到1991年版的《毛泽东选集》才把谈话时间具体认定为“1946年8月6日”。而之后的官方基本著作，多沿用此说法。 二、“1946年8月6日”说法的基本依据及失实之原因辨析 (一)两个认定依据简介 根据《(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第一版正文和题解的修订情况》(12)(以下简称《修文》)一文的介绍，把谈话时间由“1946年8月”订正为“1946年8月6日”，其依据为两份“后来之笔”。 其一是陈继馨、尹毅玲撰写的《斯特朗的六次访华》一文(以下简称《陈尹文》)。该文中说：“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斯特朗在马海德、陆定一的陪同下拜访了毛泽东。”(13)《修文》作者为搞清“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出处，“经向该文作者了解到，‘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的说法，是斯特朗生前的秘书赵风风提供的，是确实可靠的”。 其二是《纯正的心灵：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一生》(以下简称《斯传》)一书。该书的作者是斯特朗的侄孙特雷西·斯特朗和侄孙媳海琳·凯萨。书中提到：斯特朗于1946年7月31日从北平搭乘一架飞机前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安排她会见毛泽东；“时间原定于8月5日，因一场暴雨引起山洪，不能过河，只好推迟一天进行。8月6日上午，安娜·路易斯从观察组大院乘上一部卡车……到达杨家岭……来到了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居住的一排四孔的窑洞跟前”；毛泽东在谈话中还指出，“‘美国反动派只不过是’——他在寻找个恰当的词——‘纸老虎’”，“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14) (二)两个认定依据本身存在严重缺陷 笔者认为：《陈尹文》的主要问题是全篇没有参考引证文献或档案资料，而仅凭“一九四六年八月六日经党中央安排”等几个会议活动通知式文字，就作出定论，显得简单化。待《修文》作者向其了解出处时，却称其说法来自斯特朗生前的秘书赵风风。据笔者了解，赵风风是在斯特朗1958年9月18日第六次来华后，才根据组织安排，于当年12月开始担任斯特朗的秘书和译员工作的。因此，1946年8月谈话发生时，赵风风并非现场亲历者和见证人，也就难以准确知晓谈话的时间。另外，从目前所能查到的文献资料看，并未发现赵风风关于此事的确切的文字记载。因此，《陈尹文》的说法不能令人信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