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纳德·赫伯恩与环境美学的兴起和发展

作 者:

作者简介:
聂春华,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哲学动态

内容提要:

罗纳德·赫伯恩1966年发表的论文《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是环境美学兴起的标志,他在这篇论文及后续研究中提出的多个主题对环境美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别于用艺术同化自然的那种如画性景观欣赏旧范式,赫伯恩关于艺术和自然关系的看法启发了“按自然所是”来阐发自然审美特征的原则,推动了20世纪中叶传统自然美学向环境美学的过渡;赫伯恩关于“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为严肃”的思想启发了环境美学中以卡尔松为代表的科学认知途径和以伯林特为代表的审美参与途径,但他自己更倾向于这两种途径的结合:赫伯恩提出的形而上想象概念则集中体现了他的“自然欣赏要从琐碎上升为严肃”的思想,并引发了环境美学中关于想象、情感和直觉等感性因素的讨论;赫伯恩对环境审美经验特征的描述倾向于达成某种多元的融合,这种主张也预示着环境美学未来的发展方向。


期刊代号:B7
分类名称:美学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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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B834.2

       环境美学的兴起是当代西方哲学美学和环境保护运动合力产生的结果,但其直接的渊源与罗纳德·赫伯恩(Ronald Hepburn)在1966年发表的一篇纲领性论文《当代美学及对自然美的忽视》有关。尽管现在环境美学已发展出各种迥异的学术立场,但若溯其根源,这些立场大多可直接或间接追溯至赫伯恩当初提出的一些基本命题。在后来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赫伯恩继续扩展和完善了其中某些重要的主题,对环境审美过程中的复杂现象作了重要的揭示,并激发了环境美学领域对这些主题的深入探析。赫伯恩在环境美学研究中引发的持续效应值得我们关注。本文试从“自然与艺术”、“严肃与琐碎”、“形而上想象”和“融合的途径”四个方面对此稍作评析。

       一 自然与艺术

       根据赫伯恩的研究,自然美曾经是18世纪美学关注的首要内容,对艺术的关注在当时反而是第二位的和派生性的。但是现在,美学基本上只关心艺术,很少真正关注自然美。美学甚至被定义为“艺术哲学”或“批评哲学”,研究艺术在描述和评价艺术对象时所使用的语言和概念。①美学理论对艺术美的偏爱和对自然美的忽视导致了在传统的自然美学中“如画性欣赏范式”(picturesque paradigm)几乎占了压倒性的优势。该范式根据艺术欣赏所需要的特定视角、距离、观者心境和作品形式特征来衡量自然美的优劣,例如,艺术欣赏需要一个确定的、有边界和形状的人造物,并假设该造物背后有一人类作者的存在,而自然美却很难满足这两方面的要求(就前者而言,我们很容易就能想起乔治·桑塔亚那关于自然美的描述,即“自然风景是一种无定形的东西;它几乎时时都是气象万千”②;至于后者,我们也知道哲学和美学史上的有神论或泛神论的看法,认为自然背后的作者实际上是“神”而不是“人”)。因此,根据“如画性欣赏范式”,自然美在其感知和形式特征以及体现人类意志方面是无法与艺术品相媲美的,这导致旧的自然美学几乎不假思索地判定自然美低于艺术美的结果。

       但这种看法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并没有严肃地探讨自然本身的美学性质,也没有充分理解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欣赏的复杂经验。而赫伯恩对自然美的理解正是从自然与艺术各自不同的特性开始的。从审美经验上看,赫伯恩认为艺术欣赏所要求的远距离静观并不适合自然欣赏:在自然欣赏中,观者“可能会作为一个静态的、分离的观察者面对自然对象;但更典型的是对象从各个方向包围着他。在一片森林中,树木包围着他;他被群山环绕着,或者就伫立在平原之中。如果景色在运动,那么观察者本身也可能处在运动中,并且他的运动可能是其审美经验的一个重要因素。例如,试想一个滑翔机飞行员。在气流把他托在高空的平衡中,他在漂浮中感到快乐”③。这意味着在自然欣赏中观赏者介入自然环境的程度要远高于艺术欣赏——在艺术欣赏中我们需要和作品维持一定的距离,但在自然欣赏中我们不是站在欣赏对象之外,而就是自然的一部分。

       从审美对象来看,赫伯恩用“有框架”与“无框架”来区分艺术对象与自然对象。艺术作品一般都是有“框架”的,这种“框架”除了我们习以为常的绘画或雕塑的物理边界,也包括宽泛意义上的将艺术对象和其背景区分开来的设置,比如剧院中舞台和观众的分离。通常来说,在艺术品框架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进入我们对该作品的审美经验中,例如,观众席中偶然传来的咳嗽声是不能进入正在演奏的弦乐四重奏中并成为我们的审美对象的,它只能被视为对艺术欣赏的干扰。艺术框架的存在保证了所有感知要素都集中在一个有限的和确定的范围内,为艺术家的创作和观赏者的欣赏提供可以控制的稳定性。相较而言,自然对象则是“无框架”的,在自然欣赏中各种不可控制的声音或视觉等因素会不断侵入并试图整合进我们的整体经验中。一方面,当我们欣赏一片开满郁金香的田野,鸟儿的啾啾、昆虫的和鸣还有不时闯入我们视野的小动物,这些背景因素并不像在艺术品中那样容易被排除;另一方面,观赏者自身的运动也带来了自然对象的不确定性,比如当我们从几十公里外来看这片郁金香田野时,它可能只是我们所见的背景中的一个色块,此时它所引起的审美反应也就完全不同。

       赫伯恩认为,自然的“无框架”特点在审美上有其不利之处:各种因素会不断挑战我们的整体经验并试图修正它;不断侵入的因素会造成我们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在我们熟悉的欣赏模式上;甚至还要冒着无法得到任何有意义的审美经验的危险。但赫伯恩强调,“如果‘框架’的缺席排除了自然审美对象所有的确定性和稳定性,那么它至少提供了一种不可预知的感知惊奇;并且它们的可能性为自然的凝视提供了一种冒险的开放性”④。这意味着如果我们接受自然对我们感知力的挑战并适应自然对象的开放性和多样性,我们就能经验到想象力的突然扩张。赫伯恩因此驳斥了如画性旧范式的那种带有等级性的审美观,认为“在自然对象和艺术对象之间的某些重要区别不应使我们认为前者在审美的重要性方面不如后者,而应看到其中有些差别为我们提供了不同的和颇有价值的自然审美经验。这类经验在艺术那里并不能达到自然所能提供的程度,在一些情况下艺术甚至根本没有提供这类经验”⑤。

       赫伯恩对自然审美经验的动态性以及自然审美对象“无框架”的分析已是环境美学中的经典论述,但在笔者看来,该论述更重要的影响在于启发了自然审美的一种新思路,即“按自然所是”(appreciating nature on its own terms)而不是按艺术的欣赏范式来对自然进行欣赏。例如,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认为艺术欣赏需要观赏者掌握一定的艺术传统和艺术风格的相关知识,正如我们要正确欣赏毕加索的《亚威农少女》就需要有立体主义的背景知识那样,要正确地欣赏自然环境也需要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和环境科学等知识。这相当于在艺术欣赏与自然欣赏的类比中凸显自然欣赏自身的特征,认为自然欣赏需要根据自然的相关知识而不是艺术的知识来定义。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则以另一种方式强调了自然自身的审美特征。他不仅倡导观赏者对自然环境的全方位、多感官的参与和沉浸,甚至将参与和沉浸同样视为艺术欣赏的根本特征,从而构建了一个包括自然与艺术在内并以审美参与为核心的更普遍的美学体系。在这一新体系的构建过程中,和卡尔松相比,伯林特更强调自然欣赏的参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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