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对音材料来研究古音是很重要的方法。二十世纪初，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①一文是我国学者首先用对音，尤其是梵汉对音的方法来考订古音韵母的音值，但没有涉及古音的声母问题；稍早于汪荣宝的俄国学者钢和泰《音译梵书与中国古音》②则涉及了古音的声母问题，然而由于是采用了宋代法天的梵咒译音，所以与上古音没有什么关系。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蒲立本，1999）大量使用对音材料来论定上古音的声母的音值，然而蒲立本对“对音”材料的使用不大慎重，有很多材料不可靠。本文在前贤之后具体讨论译音材料的有关问题③。 我们首先讨论学者们常常利用的一个例子：《汉书·西域传》的“乌弋山离”。同在《西域传》中又省作“乌弋”。不少学者认为是“Alexandaria”的音译④；于是音韵学家们就用这个对音来考论汉语的上古音，如李方桂《上古音研究》13页就用来考论上古音中的喻四声母是近于r或l的音。郑张尚芳《上古音系》、潘悟云《汉语历史音韵学》等著作据此认为汉语上古音喻四是l。蒲立本的《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也利用了这个对音材料。但是我们认为这个材料不好轻易利用。因为即使我们可以说《汉书》中的“乌弋山离”相当于西文中的“Alexandaria”，但却不能说就是“Alexandaria”的直接的音译。我们没有根据说希腊文的“Alexandaria”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的语音形式就是今天的“Alexandaria”。“乌弋山离”完全可能是根据“Alexandaria”在西汉时期的中亚方言中的变体形式（如在中亚塞语中的读音）对音出来的，而不是直接从希腊文对音译出。汉代的译音词“乌弋山离”的对音原文很有可能是已经消亡了的一种中亚古语的方言，只是在意思上相当于“Alexandaria”而已。⑤即使是主张“乌弋山离”就是“Alexandaria”的音译的学者，意见也并不彼此相同。如孙毓棠先生有专论《安息与乌弋山离》⑥在讨论“乌弋山离”的音译时候是将“弋”字的古音拟定为diak或tiak，並非r或l声母。 类似的例子如古代西域国“粟特”又名“粟弋”。《后汉书·西域传》作“粟弋”、《北史·西域传》作“粟特”、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和《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作“速利”、唐玄奘《大唐西域记》又作“窣利”⑦。王国维《西湖考上》⑧明称：“粟特当玄奘之所谓窣利。”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⑨卷第73页引马迦特之说称“窣利”为中世波斯语Sūlik的对音，此说应为可信。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说中古汉语的“特”和“弋”都可以对音外语lik，因为有可能“粟特”、“粟弋”、“窣利”是分别来自不同的外语音译。这种可能性很大。况且《汉书》的“乌弋山离”在《后汉书·西域传》中又作“排特”，“特”可以看作是“弋”的异译音，但“乌”与“排”读音相去甚远，因此“乌弋”与“排特”不可能是同一外语词的异译，二者是根据了不同的外语词音译出来的⑩，这种情况在古人的对音中非常普遍，这也是我们要慎言对音的原因。更何况有证据表明学术界对“乌弋山离”到底是不是“Alexandaria”的对音词还有很多不同的看法，似乎不宜轻下定论。如岑仲勉先生《汉书西域传地理校释》（11）中的《乌弋山离》一章对关于“乌弋山离”的对音问题的各种意见作了比较详细的讨论，可以参看。今根据岑仲勉先生此文大致介绍如下： 法国东方学家沙畹认为“乌弋山离”似为“Alexandaria”的译音，也没有把话说得太死，可参看沙畹《魏略西戎传笺注》（12）。岑仲勉先生明确表示不赞同沙畹的说法。日本大学者白鸟库吉也不同意沙畹的意见，而认为“乌弋”一词是对音古代波斯“大流士王碑”中的“Haruvatis”一词中的Haru。“山离”是Zarin的对音，在古伊朗语中是“海”的意思。日本东方学学者藤田丰八认为“乌弋山离”的汉代古音是音译了Gud-i-Zarah这一地名，与“Alexandaria”毫无关系。岑仲勉先生认为藤田丰八的意见是有根据的，且认为《汉书》“乌弋山离”的地望必为阿富汗南部无疑。岑仲勉最后认为琼斯密所提到的Koh-i-Zal这个古地名才是《汉书》中的“乌弋山离”的对音词。从以上各家的意见来看，各家众说纷纭，根本没有定论。我们切不可主观地根据“乌弋山离”是“Alexandaria”的对音这个假设来论定汉语上古音的音值。最近读到聂鸿音先生的《番汉对音和上古汉语》（13）也讨论到了“乌弋山离”的对音问题，并且批评了把上古音中的余母构拟为[1]的观点。聂鸿音先生的文章指出了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在梵汉对音材料中，从来没有发现用古汉语的余母字去音译梵文、巴利文中的l音的例子（14）。这是很值得重视的一个观察。聂先生的文章颇值得参考，在材料和论述上，本文与聂鸿音之文有很大的不同，彼此互可发明。 我们另外补充一个可以参考的材料：古代史书上的“犂轩”，按照学者们的意见也是“Alexandaria”的译音（15）。我们只能理解为“犂轩”是希腊语“Alexandaria”在某种中亚古语中的某种变体形式的译音或中亚某古方言的译音，而不可能是希腊语“Alexandaria”的直接的对音，因为二者的对音明显不合，差得太远。根据上引伯希和之文提及的巴利文佛经《那先比丘经》卷下（16）：“我本生大秦国，国名阿荔散。”其中“阿荔散”的巴利文原文作Alasanda，这个对音才是比较准确的，而且是直接的对音。伯希和、方豪、张星烺等学者均认为巴利文原文Alasanda就是“亚历山大Alexandaria”的直接译音，这应是可靠的。（17）巴利文的《那先比丘经》所记录的事一定发生在公元前二世纪中期以前，因为此经清楚地表明当时的大夏国王是希腊人，而大夏国在公元前二世纪中后期（大约公元前140-前130年）已经被大月氏人征服，其国王不再是希腊人了。所以巴利文的《那先比丘经》所反映出的对音应该是公元前二世纪时候的对音现象，正好是我国的西汉时代。可见西汉时代的巴利文所音译的古希腊文的“亚历山大”是Alasanda，这个对音比较精确。而Alasanda不可能产生出汉语的“乌弋山离”这样的对音形式。我据此怀疑“乌弋山离”根本就不是“Alexandaria”的音译，其对音原文已经无法考证，我们最好采取不知为不知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