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汉语“夺取”类双及物结构研究

      1 前言

      不管是现代汉语还是古代汉语，双宾结构（Double Object Construction）或双及物结构（Ditransitive Construction）一直是大家关注的热点问题。近年来有学者从构式语法（Construction Grammar）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成果。古汉语方面有时兵（2007）、Phua（2007）、潘秋平（2010）等研究。本文在时哲的研究基础上对上古汉语“夺取”类双及物结构进行进一步的探讨。

      “夺取”类双宾结构在古汉语中大概是问题最多的一类。过去一段时间学者对“夺取”类动词是否构成双宾结构有争论，但是最近几年来大家的看法倾向于承认此类双宾结构。

      古汉语的双及物句型主要有两种①，即“V+IO+DO”（A式）和“V+DO（+Prep.）+IO”（B式）。A式即所谓双宾结构，B式则所谓单宾补语结构。例如：

      

      使用A式还是B式，每个动词大体上是固定的，比如“夺”字使用A式，“取”字使用B式，但也有部分交叉。那么，使用A式的动词和使用B式的动词有什么不同？一个动词选择使用A式或B式，表达的意思有什么不同？这是本文讨论的主要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时兵先生和潘秋平先生提出了很好的意见。时兵（2007：72）认为，第一类只使用A式的动词在语义上含有导致所有权转换及其隐喻事件发生的特征；第二类只使用B式的动词在语义上含有导致空间位移及其隐喻事件发生的特征；第三类可以接受A式和B式的动词有很复杂的历史因素。

      潘秋平（2010）则认为A、B两种句式体现了与事角色“受影响性（affectedness）”的不同。进入A式的动词对与事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如“赐”、“夺”；进入B式的动词则对与事不具有较大程度的影响，如“献”、“取”。潘先生的这个看法很好，但是还有点不大清楚的地方。与事角色“受影响性（affectedness）”的大小程度是由句型实现还是动词语义本身所具？要是前者的话，那么，同一个动词使用在不同的句式中应该可以表达不同的语义。果真是否如此，潘先生没有说清楚。要是后者的话.问题似更大。杨伯峻、徐提《春秋左传词典》中“取”的第二义项是“以强力夺取他人之物”。例如：

      （3）子皙怒，既而櫜甲以见子南，欲杀之而。（《左传·昭公元年》41—15A）

      “取”表“以强力夺取他人之物”，其对与事的“受影响性”应该很大，但是几乎没有看到进入A式的例子。再如：

      （4）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侯氏降阶，东北面再拜稽首。（《仪礼·觐礼》26下17B）

      “受”表接受、容纳，其对与事不具有很大的影响，但也可以进入A式。据刘宋川先生的统计（1998：436），在先秦的语料中“受”有33个进入A式的例子。A式和B式表达的结构语义和使用条件，看来还有待进一步的探讨。本文选择三个常用的夺取类动词，即“夺”、“取”、“受”，根据其在战国秦汉文献中的句型分布，考察其语义和句式的互动关系。

      2从“夺”字的非宾格性谈双宾结构的使役性

      “夺”字能否带双宾语，过去有争论。最近学者倾向支持能带双宾语的学说，本文也赞同，对此不拟进行详细讨论。②我要强调的是，动词“夺”的论元结构确实存在与事（dative，也可称夺格）论元。请看如下几个例子：

      

      以上四个例子中主语由与事充当。比如例（8）“人主夺威势”是人主被夺取威势，例（9）“令、丞、尉夺爵各二级”表述令、丞、尉被剥夺爵位，例（10）也同样。例（11）“彼以夺矣”的主语“彼”是侵夺的对象，不是施事。由此可见，“夺”字的各种句式中有如下三式（A表施事，D表与事，P表受事或客体）：

      （12a）A夺D

      （12b）D夺P

      （12c）D夺

      句式的如此分布不仅说明“夺”的与事的独立性，还显示出“夺”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即非宾格（作格）性的表现。

      关于三价动词的非宾格性，Cheng等（1999：162—164）曾经谈到过。他们使用的例子是所谓“施受同辞”的动词。比如动词“假”出现在如下两种框架：

      （13a）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左传》）

      （13b）范宣子假羽毛于齐而弗归。（《左传》）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