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0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1-0076-09 中国当代的改革开放不仅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也是国际社会始料不及的重大事件，引起国外舆论和众多学者的持续关注。然而，中国人更有条件和责任解读“中国故事”。以我自己的经验看，党史国史研究工作者是可以参与到对中国故事的叙述当中去的。最近几年，我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中国当代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上。在这里我把在研究中遇到的问题和想到的问题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改革史研究应当提上日程 搞当代史研究的确还有许多障碍，更不用说改革开放史研究了。历史需要时间沉淀，很多事情要拉开一定的时间距离才能看清楚。当代史研究受到很多限制，包括政治上诸多敏感，档案开放不充分；还有人事上的纠缠；研究者本身也都是局中人，难免带着主观情感，很难作出客观的评价，再没有什么比对当代中国史的看法更加歧义纷呈甚至两极化了。因此有一种说法，当代人不能写当代史，或者写不出一部信史。 我以为，当代史研究的确有许多限制，但也不是完全不能克服。当代人研究当代史也有独有的优势，至少有两个：一是有鲜活的史料，许多当事人、知情人还在，散落在民间的史料极其丰富，可以做口述史和田野调查。再过几年，这些人不在了，资料也会湮灭。现在土改时期的干部和老农很难找了，参与合作化运动的人也不多。所以当代史研究不仅应当搞，而且要有紧迫感。二是研究者有“现场感”。所谓现场感就是我经历过这段历史，有亲身感受，这个“现场感”很重要。国外学者有关当代中国史的著作有他的长处，他们的视角不同，方法不同，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的史料，都会给我们启发。但看某些境外著作也会有一种隔膜感，原因就在于它无法进入中国的历史语境和观念体系。不只是外国人，就是“80后”、“90后”的中国年轻人也很难理解毛泽东时代，很难理解他们父辈的信仰、情感和行为方式。当代史研究者有一份负责，应当把真实可信的历史记录下来，告诉下一代。 近年来各大学和民间学者开始关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地方档案馆的相对开放。地方档案馆相对中央档案馆来说容易进，是一个好的研究入口。二是研究方法的转变，社会学、人类学、文化学对历史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引起课题方向的转变，目光下移，关注社会层面，搜集民间史料，重视个案研究，为当代史研究开辟了一个新局面。许多课题研究的突破都是在搜集和利用地方档案和民间史料的基础上取得的。我十分佩服一些大学和民间学者在史料搜集整理方面所做的努力，他们锲而不舍，甚至有饥渴感。干这件事，无名无利，坐冷板凳，干苦力活，还要有“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精神，经费上也是杯水车薪，但这确实是利在长远的基础工程。不过，据我所知，历史研究者的兴趣主要还在20世纪50年代，一批独立研究者热衷于搞“文化大革命”口述史，很少有人愿意把精力放到改革开放史领域，一则改革开放能否进入历史还存疑，二则改革史研究有它特有的难度。 以我自己的经验，中国改革开放史已经可以进入历史研究者的视野了。从时间上看，改革开放时期已占到当代史的一多半，从1978年算起35年，从1976年底算起已经37年。问题还不在时间长短，而在于改革开放史研究有特殊的现实性。近30多年来，中国现代化的起飞，社会变迁速率之快，都是过去所没见过的。一位外国学者提出，20世纪末有两件大事对世界进程发生了深远影响，一个是苏联集团解体和冷战结束，另一个事件就是中国改革开放。 中国改革引起国际社会普遍的关注。诺贝尔奖得主、100多岁的著名经济学家科斯在去世前还与他的助手王宁写了一本书叫《变革中国》。另一位美国学者，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前主任、80多岁的傅高义写了一本书叫《邓小平时代》，他们对中国的兴趣始终不渝。这两本书都在国内出版了，都试图解释中国故事，但方法不同，结论也大异。前者认为中国市场化转型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后者则强调领导集团特别是邓小平个人所起的重要作用。其他研究中国问题的著作很多，如香港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写了一本书叫《中国的经济制度》，试图从县际竞争的特殊制度来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在国内，关于改革开放历程回顾有影响的观点不在党史国史学界，而是其他学者特别是经济学家的文章或著作。这并不奇怪，因为他们许多人都参与了改革进程，对改革史有特殊的兴趣。他们的看法值得重视，有时研究者还会从中得到一些难得的史料。但依我的阅读所见，目前还没有谁把中国故事讲圆了，更不用说达成共识。譬如究竟有没有一个“中国模式”，各种看法莫衷一是。究竟有哪些因素推动中国经济持续30多年的增长，学界也是争论不休。要厘清一些重大事件的经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 搞党史国史研究的可以参与到对中国故事的叙述当中去。一般来说，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对事件的解释重思辨、轻史实；重逻辑、轻过程。搞史的人的长处，不是提出什么解释范式，而是厘清事实，搞清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这本身就很有价值，无论作何评价总得以事实为根据。我是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这份信心的。我对改革进程的兴趣是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当时在学《资本论》，但兴趣却是追踪正在展开的经济改革，1985年至1986年冬春走访了许多职能或研究部门的专家，了解改革进程和他们的设想，并在几个县做过农村调查，1991年写了自己第一本书《崛起与徘徊——十年农村的回顾与前瞻》。这本书有很多思考性的文字，与其说是历史研究，不如说是对现实的跟进观察。也因为我一直跟进，因此对一些问题的理解隔膜较少。最近几年做过一些改革史的专题，主要选题于80年代。值得欣慰的是，我的这些零散的研究，得到了一些有分量的学者的关注。上面提到的两本书，科斯的《变革中国》、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都注意到我的研究。国内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教授也给予鼓励。他看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的一本书《历史的转轨：从拨乱反正到改革开放》，认为比较严谨，多次敦促我把改革史做下去。他在为我即将出版的一本集子的推荐语中说：梳理和总结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大事件“中国人责无旁贷”。本人没有这么大的抱负，条件更受限制，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平台，单枪匹马，只能做点儿力所能及的事情。但我觉得做这件事的确很有意义，也很有意思，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改革开放史的研究中来，不是应付差事，而是真正出于兴趣，把它当成自己的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