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战区受降地究竟在何处

       学术讨论(研究)的目的在于明事与辩理，基于的是客观与公正。本来，芷江洽降已是历史的定论，档案的记述①与亲历、亲见、亲闻的资料②都在，言之凿凿，事与理都是清楚的。但现在有人将史实很明确的芷江洽降说成“芷江受降”，③虽然是一字之差，却与史实相悖。为了使事理更加明晰，现据有关史料再加以辨析。

       一、芷江洽降是中国战区受降的序幕，并非受降地所在地

       要讨论洽降与受降的问题，首先要弄清什么是洽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是经过无数主持正义、热爱和平人民多年鏖战得来的。牺牲巨大，胜利来之不易，受降不能马虎，要有章法。为了定规矩、制章法，投降与受降的双方就要相约见面会谈，以进行商谈、协调，达成规则，建立联络渠道，这就是洽降。这时战争的胜负已经定局，谈判当然是不能对等的，一切规则要按照胜利者(受降者)的意志来制定，受降者可以命令的方式规定投降者可以做什么，什么不能做。中国战区的芷江洽降与盟军马尼拉洽降都是这样实施的。为了便于了解，现列表将两处洽降进行对照(见表1)。

       根据表1，马尼拉与芷江两地洽降的模式与程序几乎是相同的。洽降就是投降者在正式的投降仪式举行之前，按照受降方的指令到某一个地方会面，正式表达投降的意愿。受降者在检验其身份证明书之后，令其交出投降地区兵力配置、战斗序列详细表册与地图，就投降的事宜进行商谈，互通对方电台呼号波长以方便通报受降的有关事宜，最后向投降方提出要求。参加的人员是国家元首或军事主官指定能代表双方的幕僚人员；地点为交通便利、便于联络的地方。

       由此看来，如果将受降比喻一出戏，洽降不过是这一出戏的序幕。戏曲开始后，一个小人物出场，交代故事的缘由，然后是主人公登场，进入正剧。也可将洽降比喻为一本书的引子。所谓引子是指写在一部书正文前面引入正题的话，类似于序、前言、凡例之类的东西。对于中国战区的受降，芷江洽降正是南京受降序幕、是引子。序幕表演者为今井武夫与萧毅肃，地点在芷江；芷江洽降是一本书的序，是前言或凡例，正文是1945年9月9日9时在南京中央军校开演的中国战区受降，主人公是何应钦与冈村宁次。

      

       二、在受降之前举行洽降，既是战争结束时必要程序，也是国际通例

       中国古代文献中，遣使请降之后以礼受降的记录比比皆是，这里不妨举几个例子。东汉时期，“(南单于)遣使乞降，许之。单于脱帽徒跣，对庞雄等拜，陈道死罪。于是赦之。”④“(焉耆王)元孟惧诛，逆遣使乞降，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⑤隋文帝开皇十八年讨伐高句丽，“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降款。”⑥

       从宋代起，国家礼典中都有受降仪式。例如《宋史》记载：“太祖平蜀，孟昶降，诏有司约前代仪制为受降礼。”⑦到了明代，“洪武四年七月，蜀夏明升降表至京师，太祖命中书集议受降礼。”⑧清太宗皇太极南征，“朝鲜势益蹙，李倧以书数乞和。上许其出降。……庚午，朝鲜国王李倧率其子漼及群臣朝服出降于汉江东岸三田渡，献明所给敕印。”⑨

       世界近现代史上，洽降与受降是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典型的案例有普法战争期间的色当洽降与受降。1870年9月1日下午1时，身陷重围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在色当要塞挂起了白旗，普军主帅赫尔穆特·冯·毛奇(Helmuth von Moltke)随即派遣布隆萨特·冯·舍伦多夫(Fritz Bronsart von Schellendorf)将军前往法军营中接洽，拿破仑三世告知其投降决定并派遣安德烈·瑞耶(A-C-V.Reille)将军前往普军司令部呈交请降信，毛奇代表普军大本营表示接受法国请降，并责成法国第五军团司令伊曼纽尔·德·温普芬(Emmanuel de Wimpffen)将军安排受降仪式。最终，9月2日凌晨6点，拿破仑三世来到普军营中会见德国首相俾斯麦和主帅毛奇，随后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⑩

       洽降与受降不一定要分地进行，也不一定要更换代表，但洽降的步骤不可缺少。以1918年德国向协约国投降为例：11月6日，德国政府派出以国务卿马蒂亚斯·埃尔茨贝格(Matthias Erzberger)为首的代表团前往法国谈判停战事宜。谈判被安排在巴黎郊外的贡比涅森林雷道车站的一节火车车厢上。谈判期间，埃尔茨贝格向国内发出多份电报。11月10日，德军统帅兴登堡和新任德国首相艾伯特发回电报，指示立即在停战协定上签字。于是，1918年11月11日晨5时许，法军统帅福煦元帅代表协约国、埃尔茨贝格代表德国共同在那节车厢里签署了《协约国对德停战协定》，该协定的签订标志着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同盟国的失败而告结束。(11)

       应该说明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洽降与受降不独发生在太平洋战场，在欧洲战场德意法西斯向盟军的投降也经历了洽降和受降两个阶段。德军向盟军投降过程是这样的：1945年5月5日至6日，德国第三帝国新任首相邓尼茨先后派冯·弗雷堡和约德尔元帅到设在法国兰斯的盟军总司令部谈判投降事宜。德国法西斯撇开苏军单独与盟军洽降，是离间盟军与苏军两者的关系的行为。艾森豪威尔将军识破其诡计，坚持只接受德军所有战线的全面投降，同时约见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苏斯洛帕罗夫将军，告知德国人决定全面投降，并将德军的投降书给他看，请他通知莫斯科。斯大林获悉德军在兰斯向盟军投降的消息后，立即召开统帅部会议，指出：盟军单方面同邓尼茨达成协议，除了苏联代表外，苏联政府成员竟没有一人参加，说明德国没有向苏联投降，然而，苏联恰恰是受侵略之害最深、对胜利贡献最大的国家。此外，苏方还发现，兰斯投降书与此前三巨头会晤时草拟的文本内容有所出入。(12)因此，兰斯会议显然是不公正的，苏方不能同意。斯大林说：“对盟国在兰斯签字的协定，不能废除亦不能承认，必须把投降作为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来处理，不能在战胜国的境内，而只能在法西斯侵略的策源地柏林接受投降；不是单方面的投降，而必须由所有反法西斯同盟的最高统帅部接受投降。”随后，斯大林电告丘吉尔与艾森豪威尔。5月7日，斯大林打电话给在柏林前线的朱可夫说：“今天德国人在兰斯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是苏联人民，而不是盟国，肩负了战争主要重担，因此，投降书应在反希特勒联盟所有各国的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而不能只在同盟军最高统帅部面前签署。”“不在柏林，不在法西斯侵略的中心签署投降书的这种作法，我是不同意的。我们已与同盟国商定，把在兰斯签署投降书一事只当作投降仪式的预演。明天德国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和盟军中国统帅部的代表要来柏林。苏军中国统帅部的代表由你担任。”(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