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美日秘密谈判为史学研究中一个长期受到关注的课题，围绕此次美日谈判的性质、内容及对中国的影响，学者们曾发表过大量比较有系统的研究成果，且已取得相当多的共识。①然而，以往研究在涉及中方对美日谈判的态度及反应上，研究者囿于所关注视角的不同及运用史料的束缚，对某些重要历史细节的认识依然不是很清晰，有些结论亦不免失之偏颇，并且对中方力阻美日秘密妥协重要性的认识似乎也稍显不足，该问题仍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2004年以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陆续开放了其所保存的宋子文档案与《蒋介石日记》，其中有不少内容涉及国民政府对美日谈判的因应，弥足珍贵。本文尝试以宋子文档案和《蒋介石日记》为主，并参考其他档案史料，对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国民政府尤其是身为国民政府最高领袖的蒋介石对美日秘密谈判所做出的种种反应，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加以订正与补充，同时笔者亦尝试通过对《蒋介石日记》的解读，探究蒋介石对美外交的心路历程，对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对美外交的谋略及实践辅以简单的评析。 一、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的对美政策与外交 1941年美国当地时间12月7日，日本海军对美国太平洋舰队基地珍珠港发动突然袭击，日、美正式开战。日美交战，对于独撑抗战危局的中国军民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利好。对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而言，这一天也是其自抗战以来所一直翘首企盼的解决中日战争的重大转机。 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最高当局越来越意识到寻求对日妥协不能解决中日间的冲突，而以中国当时羸弱的国力，单凭中国一国之力量，似乎很难打赢这场战争。于是，便采取一边抵抗一边寻求国际社会援助苦撑待援的策略。在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的外交基本围绕着这样一个策略来展开。 战争初期，国民政府开展全方位外交，寻求除日本以外所有西方列强及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援助与支持，作为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更是把相当多的精力用在了寻求外部世界的帮助上，在仔细考察并评估了各国实力及在远东地区的利益与影响力后，从1938年起，国民政府开始把外交的重点逐渐转移到美国方面。蒋介石当时对各国曾有过这样的判断：“英国老谋深算，说之匪易，俄亦自有国策，求援无效。惟美为民主舆论之国较易引起义侠之感，且罗斯福总统确有解决远东整个问题之怀抱。如舆论所向、国会赞同则罗斯福总统必能有所作为。”②1938年9月，蒋介石任命在中美知识界均享有较高名望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驻美大使，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在给胡适的电文中特别指出：“此次使美，国家前途利赖实深，列强唯美马首是瞻，举足轻重，动关全局，与我关系尤切。”③10月1日，外交部在给胡适的电令中向其明确了他此次使美的主要目标：1.促请美国修改或废除中立法；2.争取援华物资；3.促成对日经济制裁；4.促成中美英三国在亚洲合作。④ 然而，国民政府寻求美援的道路并不平坦。作为一个长期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半殖民地国家，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中国并没有多少话语权，在东亚帝国主义强权体系中，中国一直扮演着一个被动与次要的角色。因此，中国对外寻求援助，除了自身的努力争取，更多的还要看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远东国际关系特别是美英与日本关系的发展走向。 1938年11月11日，蒋介石曾在日记里写道：“制倭之道在我以毅力与信心坚持到底，即坚忍不拔之态，取得最后胜利，在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与克服中国之野心丧失。”⑤ 在蒋介石的对日战略中，中日战争是一场长期的持久战，“我之对倭，在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在以广大之空间土地，求得时间持久之胜利”。⑥为此，对内国人必须坚定抗战必胜的信念，不畏失败与牺牲，他认为：“非此牺牲不能暴露倭寇之野心，不能促成英美之决心，不能唤醒国民之觉悟，故今虽大败，而于来日复兴之基础实植于此也。”⑦因此，到1938年底，虽然由于日军的疯狂进攻，广州与武汉先后陷落，国民政府遭遇“大败”与“牺牲”，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本的侵略行为逐渐招致其与美英等国的关系紧张加剧。在东亚拥有重大利益的美英，终于被逼联手向日本施压，同时开始对中国的抗战施以援助。1938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批准了延宕多日的中国2500万美元的桐油借款⑧，12月，英国宣布给予中国首笔50万英镑的贷款援助。⑨这两笔贷款虽数额不大，但其政治意义远大于经济意义，对中国的抗战起到了鼓舞作用。对此，蒋介石在其日记中曾有过如下评价：“全国形势以我能持久抗战，不屈不挠，至最后十二月显有进步。以英、美对我贷款，已不畏倭寇之强暴，可见敌寇之威信堕落，已不为国际所重视。”⑩ 蒋介石很清楚，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只有利害，决无是非”。(11)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政府与蒋介石一直寻求从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国家获得援助与支持，但中方的所有要求都毫无例外地受到西方世界的冷遇，直到1938年底，中国独撑抗战的局面才开始有所改观。此后随着美日关系的日趋紧张，美国对日态度逐渐强硬。1939年7月，美国宣布6个月后废除1911年与日本签订的《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并着手研究修改中立法。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远东形势充满变数，一方面美英专注于欧洲战事，无暇东顾，另一方面日本则加快了在东亚的侵略步伐，与美英之间的矛盾继续加大。对于中国而言，一方面中国面临着独力抵抗日本日益疯狂侵略的风险，另一方面中国在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中所发挥的作用开始日益为美英所重视，国际地位也由此得到提升，与美英携手对付日本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强。自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一直认为，“中国欲得胜利，必在坚持抗战，必待国际问题之总解决”(12)，欧战的爆发，提供了这样一个“总解决”的机会。1939年9月2日，即欧战爆发的次日，蒋介石即召集行政院院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宠惠等共商中国的应对之策，蒋介石当时就主张对德宣战，以期先发制人，以避免英国在远东与日本妥协，但考虑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有苏联不能援助与德交战国家的条款，才暂时放弃了这种想法。(13)蒋介石当时考虑的是，中国“必须提前加入英法阵线使倭不能加入”(14)，但随后蒋介石很快意识到，“远东问题之根据在九国公约，其重心在美国，当有单独解决之可能”，因此，是否参加欧战“应视美国态度为标准”。(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