毁灭与重生的纠结: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农村手工业前途之争

作 者:

作者简介:
李金铮,1965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文出处:
江海学刊

内容提要:

自古以来,手工业一直是中国农家经济的重要支柱。但近代以后,在机器工业产品的冲击下,一些手工业开始解体乃至消亡。如何看待家庭手工业的现状和前途,始终是社会各界非常纠结的一个问题。到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争论最为激烈。大致说来,主要有四种意见。只有第一种意见主张手工业必然解体,发展机器工业才是正道,而其他三种虽然也认为家庭手工业很难与机器工业相竞争,但仍主张予以保留,只是这三种意见又各有侧重的角度。以上各家的学术背景、政治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是相反的,但对家庭手工业的看法却与此并无必然的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学者与非马克思主义学者既有不一致的地方,也存在着共识,那种以政治意识来划分阵线的做法,在此问题上并不完全见效。这一时期的论争,具有重要的经济思想史价值和实践意义。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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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传统中国社会,自然经济和简单商品经济相结合的“耕织”家庭经济,一直是最具中国特色的经济模式,“牛郎织女”即其典型称谓。如果说农业是农村经济的核心,那么家庭手工业则是仅次于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近代以来,随着外国机器工业品的输入,中国家庭手工业逐渐遭到冲击和解体的厄运。中国民族工业的产生和发展,则进一步加剧了这一趋势。到20世纪30年代初,在天灾人祸频发和世界经济危机的漩涡之中,家庭手工业更是爆出了急剧衰退的现象,给农家经济和农民生产带来严重的影响。时代及其情状是滋生议论和思想的土壤,对家庭手工业解体这一经济现象和未来的前途命运,早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当时更多是描述手工业的悲惨命运,对手工业的前途并没有太多的讨论。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讨论视角发生了变化,即从原来的单一悲惨论转为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进一步说就是在传统手工业与现代机器工业的关系的框架内进行讨论,而且讨论之热烈是空前的,反映了国家对中国经济复兴的企盼和学术界、思想界的自由言说气氛。这一时期的讨论内容非常丰富和系统,既涉及家庭手工业的解体或延续,也包括导致这些现象的复杂因素,更论及家庭手工业的前景。本文之主旨,侧重探讨这一时期中国学界对家庭手工业前途的论争,它不仅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内容,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此前,该题似未引起应有的注意,不能不说是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尤其是乡村建设思想史研究的一个缺憾。

       手工业必然解体与必须发展机器工业

       持此看法的学者,主要有严中平、陶孟和和张培刚等学者。他们的主要观点是,中国农村家庭手工业是落后的生产方式,在机器工业的冲击下必然导致解体的局面,只有发展机器工业,才是中国经济的唯一出路。这一看法,主要是以现代化理论为标准,对中国手工业发展前途作出判断。

       经济史家严中平是研究中国棉纺织业史的权威。他以棉纺织业为中心,全面分析了中国手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的演变历程、相互关系和发展趋势,形成了对中国手工棉纺织业的基本判断:在机纱机布的冲击下,手工棉纺织业一方面在解体,一方面又艰难地延续着,但最终结局必归于消灭。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洋纱洋布在中国的销售曾遭遇中国古老的手工棉纺织业的顽强抵抗。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在低率关税和子口税的保护之下,洋纱洋布逐步由通商口岸深入腹地,由城市深入农村,由少数市民偶用的消费品变为广大群众的生活必需品。这样一来,就如严中平所说,旧式手工棉纺织业的衰退一天比一天显著,“经过了三十年外洋纱布狂潮的袭击,中国手工纺织业必归破灭的命运是最后地确定无疑了”①。

       不过,中国手工纺织业并未完全消失,而是在整个近代一直延续。之所以如此,严中平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补充农业生产之不足。“离开了家庭手工业,这些农民不可能单靠农业维持他一家的生存……农工结合,恰恰就使他们组成一个生存力极端顽强坚韧的小生产单位。”第二,以机器工业品为原料,反而促进了手工织布业的发展。机纱冲击的结果,虽然不少从事手工纺纱的农民被剥夺了生计,但他们转而用机纱织布,机纱“为手织业开辟了新的活动领域,亦且在产量方面,解除了手织业的桎梏”。第三,中国地域广阔,手工棉纺织业仍有较大的市场需求。即便是遭受冲击最大的手工纺纱业,也没有被机纱完全冲垮,因为机纱尚不能满足全国人民的消费。我国人口有四亿,需要纱机4000万枚达到棉纱自给,至少也需要2000万锭,但全国中外籍纱厂的纱机总数还不到553万锭,那么不足之数只能靠手纺纱弥补。土布业更是如此,中国棉布消费总量为5573百万码,其中机制棉布1596百万码,仅为总消费量的29%,其余71%的棉布消费需要依靠手工织布供应。②

       尽管如此,严中平还是认为手工棉纺织业面临着巨大困难,终致无法与机纱机布竞争而落败。首先,向来是中国土布的三大市场都遇到空前的危机。南洋是土布的第一大出口市场,近年来却由于日货的倾销,一蹶不振,几近绝迹。东北地区是土布的第二大市场,南通、宝坻、高阳、潍县等地著名织布区的土布多以东北为尾闾,但在“九一八”以前,就已开始遭受日货的竞争而日趋萎缩,而此后已全在日人掌握之中,结果不言而喻。西北诸省是土布的第三大市场,晋察绥蒙等地一向为河北高阳、定县、行唐、正定等县土布的销场,但察绥蒙已成为日俄棉货的角逐场所。只有河南、陕西、甘肃诸省尚吸收不少土布,但中外纱厂的机制布匹随陇海路的西展而大量涌入,竞争结果是不难预卜的。其次,严中平更从经济理论上对手工棉纺织业与机器纺织业进行比较和分析,认为手工棉纺织业根本没有与机器纺织业竞争的能力。他以定县为例,对机器纺织业和手工纺织业的生产效率分别做了计算,认为土纱土布的生产有四大弱点:生产工具落后、工作效率低、生产成本高、产品质量差。相反,纺纱机的性能已到了极为复杂精确的程度,各道工序彼此相联,效率甚高,至于高支数细纱的抽纺更为手纺纱所不及。而动力织机的生产效率之高、生产成本之低,也是手织机无法相比的。在此基础上,严中平断言,手纺纱及手织业“两者受机制品之竞争,皆必归于消灭”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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