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5)-01-0013-17
今年是遵义会议80周年。
对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中共中央在两个历史问题决议中都有明确的论断:“这在党的历史上是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中国党内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
既然这次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的转折点,是最有历史意义的转变,或者用当今流行的话说是一个历史的“拐点”,它当然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而是矛盾长期积累和激化的结果;矛盾的消除也不可能在一次会议上全部解决,还需要经历一段过程。但前后的状况毕竟已根本不同。因此,对它不能只是作短时段的考察,而需要以长时段的眼光,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发展进程来考察,把遵义会议以前和以后党的状况发生了怎样的根本变化进行对比,才能更清晰地认识这次会议的历史性意义。
亲身经历过这场巨大变化的陆定一,在遵义会议九年后说过一段没有引起人们足够重视的话:“它在党史上是个很重要的关键,在内战时期党内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左’倾机会主义的路线,一条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的路线,遵义会议是由错误路线转变到正确路线的关头”,“不了解当时的情况,很难了解这个决议”①。这话讲到点子上了。
那时,共产国际刚刚解散,陆定一的话还不便讲得更明白。其实,他所说的“两条路线”,前者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和决定神圣化,一切听从它的指挥行事,这种状况在十年内战时期表现为“左”的机会主义错误,王明和前期的博古是它的重要代表;后者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独立自主,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去夺取胜利,毛泽东是它的主要代表。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指导思想。
很长时间内,这两者中谁处于支配地位?是前者;后者却不断遭到压制和打击。这种状况,在临时中央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后达到高峰,把后者称为“右倾机会主义”,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导致中国革命遭受大革命失败后最严重的失败,几乎陷入绝境。正是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遵义会议从根本上改变了这种局面。“左”倾教条主义完全失去原有的支配地位。毛泽东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取得主导地位。中国共产党从此以生龙活虎的新面貌出现在世人面前。
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大转折,称得上是中共党内具有历史意义的转变,而取得这个转变极不容易。
一、“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
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作具体分析。周恩来曾说过:“毛泽东同志说它是两头好,中间差。两头好,也有一些问题;中间差,也不是一无是处。”②这是一个正确的、恰如其分的论断。
“两头好”,包括它的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共产国际都起了不可忽视的积极作用。那时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共产国际的这种帮助是十分重要的。但确实也有一些问题,共产国际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了解得太少,大革命的失败同他们指导中的错误有很大关系。
“中间差”,主要指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党的三次“左”倾错误都同共产国际直接有关(当然它也不是一无是处,如中共六大在共产国际指导下指明的中国革命性质、形势和策略方针是基本正确的)。中共二大议决加入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中国支部。共产国际的加入条件中有一条:“国际共产党大会一切决议及他的执行委员会一切决议,有强迫加入国际共产党之各党一律遵行的权力。”③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又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④中国共产党在重大问题上必须执行它的指示,并经过它批准。因此,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不仅有巨大的思想影响力,并且有严格的组织约束力。
周恩来又评论道:“共产国际的缺点和错误,特别在中期的缺点和错误,概括地说是:一般号召不与各国实践相结合,具体布置代替了原则的指导,变成了干涉各国党的内部事务,使各国党不能独立自主,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创造性。”⑤对作为共产国际支部之一的中国共产党来说,要突破和改变这种格局自然十分不易。
为什么尽管“左”的错误多次在中共中央处于支配地位,但中国内部不少地区仍然能涌现出一批独立地从实际情况出发、成功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举(如井冈山、鄂豫皖、湘鄂西等)?那是现实生活教育的结果。不少在第一线做实际工作的领导人,在实践的摸索中逐渐明白:只有这样做,才能生存和发展;不这样做,在敌我力量如此悬殊的条件下只有自取灭亡。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就是在遵照中共中央命令进攻长沙失败后被迫南下,取得教训,转而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以后又开辟了赣南和闽西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其他许多成功的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大都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中共中央一直留在上海,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城市工作上,没有把农村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的工作看得那么重,通讯联系又十分不便,因而干预比较少。有些命令(如要红一军团进攻南昌、红一方面军第二次进攻长沙)没有坚决执行,也没有多大追究。这就便于那些根据地和红军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独立自主地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自己的工作,取得几次反“围剿”的胜利,并积累起丰富的经验。这是“党内有两条路线”而在一段时间内仍能平行发展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