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从毛泽东、刘少奇到习近平都一直强调党性和人民性的一致和统一，但两者之间的关系“现在反倒成为一个所谓复杂而敏感的问题了”，习近平2013年“8·19”谈话中直面此问题，“比如，有人问‘你是替党讲话，还是替老百姓讲话’，‘你是站在党的一边，还是站在群众一边’；有人振振有词地说人民群众人数超过党员，所以人民性大于党性。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少，但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必须加以廓清和纠正。”他在讲话中重新强调了两者之间的统一和一致。新闻工作中的党性和人民性问题，也必须得到廓清，正如陈力丹教授指出的那样，这是“关乎舆论导向的重大问题”。 从历史上看，党报的党性和人民性内涵不是一天形成的，是经过反复实践，到今天还需要不断丰富和完善的。从时间维度看，人民性从群众性而来，尤其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前，“群众性”提的比较多；从政治话语环境中看，人民性和群众性是统一的，人民群众常常作为并列词语进行使用。由于本文探讨的是1949年之前的问题，因此采用“群众性”的概念进行讨论更符合历史。 如果说党性原则是党报理论成熟的显性标志，那么群众性原则的完善，则是党报理论成熟的潜在标志。她与党性一起，在微妙的平衡中，成就着党报的政治属性。群众性原则表述和实践得越完善和平衡，表明中共党报理论就越成熟。中国共产党党报中关于党性原则的确立，有很多文章进行过论述①。但党报如何完善和确立起“群众性”原则，却常常被忽略。实际上这一原则的确立过程，更具实践价值，成为党报传播效果的重要指标。也正是由于群众性原则的实践，党性原则才有了更立体丰满的效果。当然群众性原则的过度实践，也引发了党报路线“左倾”的错误。如果将群众性放置在历史语境中进行考量，这一原则的时代性也比较典型。 一、群众：教育的对象 党史研究者认为，开展群众工作在党创立时就有明确指示，但上升到路线高度则发端于红军时代②。实际上，做群众工作和群众路线还是不一样的。做群众工作，是党日常工作，但要上升到群众路线或群众性原则，则相对复杂很多，涉及一系列工作方法和组织原则，甚至在某些时候会成为进行政治批评的教条。早期党报很多涉及“群众”的表达，仅仅是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并非路线原则，不具有理论的阐释空间和政治的批判高度。相应地，党报对群众的报道和报道中的群众路线，也是两回事。 早期党报的群众工作是教育、发动和组织群众。1928年《中央党报的作用及同志对党报的义务》提出党员要“帮助它的发行，使我们的影响达到群众中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33)。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革命处于低潮，群众基础薄弱，在大城市党组织处于地下非法状态，需要借助党报宣传教育群众，扩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以达到鼓动和组织群众的作用。1929年中共宣传工作决议进一步阐明：“要注意对于群众直接要求的鼓动，并且要使鼓动与宣传联系起来。……所以，党必须特别注意于随时抓住每个实际问题去鼓动群众，将这种鼓动口号联系到宣传口号上来，这样，群众才会有兴趣而接受拥护我们的政治口号。”该案还特别倡导尽可能的公开发行日报及其它地方性党报来加强对一般群众的宣传工作，“在目前群众政治情绪渐高，日报在群众中有很大的影响，党必须尽可能的公开推行这种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1980：48-54)这是党在特殊环境下较早认识到党报对教育、鼓动群众的重要作用。 1930年3月26日《红旗》发表《提高我们党报的作用》，进一步申明这一原则，“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共产党，必须有全国范围内的经常定期的政治机关报，有系统的对全国无产阶级及广大的劳苦群众作广大的政治教育……”群众是“政治教育”的对象，成为当时基本认知。文章接着指出教育群众的具体内容是：“不但要使群众了解斗争的必要，并且要发动群众有斗争的决心。不但要使群众认识正确的策略方向，并且要使群众在斗争中，依照正确的策略方向而前进。为完成这一种任务又必须有全国的机关报，……鼓动群众扩大斗争的决心，并鼓动群众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必须建立通讯员制度，“必须在各工厂、农村、兵营中，都有党报的通讯员”；而“为了适当的分配报纸，必须有经常的发行交通网”“党与群众的关系，因为党报的作用而要更加巩固与扩大”。(解放军报社编，1980：87-90)这应该是党报早期群众工作比较全面的论述，与后来的群众路线比较接近，但其出发点和重点依然是教育、发动群众。1930年《红旗日报》发表“本报不仅是广大劳苦群众的喉舌，而且是广大劳苦群众争取解放与自由的武器”(红旗日报：1938-08-18)，强调报纸作为武器的作用。后来李立三在国统区推行“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包括党报工作在内的所有事业损失殆尽。 1931年12月11日苏区创刊《红色中华》报，为该时期重要报纸。报纸创办宗旨为“发挥中央政府对于中国苏维埃运动的积极领导作用，达到建立巩固而广大的苏维埃根据地，创造大规模的红军，组织大规模的革命战争，以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使革命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以达到全国的胜利”。1933年2月，自第50期开始，该报开始大量刊登口号和标语，用于宣传鼓动。标语口号出现在报纸的醒目位置，字号较大，引人注目。另外为配合稿件报道，也有小字标语，增强报道的指向性。这种单向性的带有强烈鼓动性的报道形式，成为教育群众的有力武器。 1934年2月，我们对报纸抽样，可以看到头版头条内容如下：(见表1)。
而该年1—9月，继续抽取每月第14日的报纸为样本(如当月14日不出报，则抽取其前后的13或15日报纸)，也有相似表现(见表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