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模式”到“实践”：国家、资本与社会关系中的中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导言：十年，从“青岛模式”的淡出说起

      2003年是原国家广电总局设定的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元年[1]，根据其公布的“四步走”时间表，2015年将是预定的全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完成之年。过去的11年中，中国的有线数字电视经历了从小规模实验到大规模整体转换的创新扩散过程。截至2014年4月底，全国有线数字电视用户总量已接近1.67亿，整个数字电视转换进入中后期[2]。在这个首先是由上而下的推广过程中，涌现出包括“青岛模式”、“佛山模式”和“苏州模式”等有效完成区域内数字化转换目标的做法或实践，尤以被推广至全国的“青岛模式”(整体平移)为代表；但相关的分析和研究多从政策、市场和技术的视角出发，寓于这一三维一体的“专业”逻辑中，尚未从更广义的“数字革命”以及数字化转换的多重社会历史背景和多样化的参与主体等角度，勾连技术变革与“改革开放”所引发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力结构转型之间的复杂关系。

      就研究的数量和年度变化而言，对CNKI简单地搜索发现，中文期刊文章中有关“有线数字电视”的部分在2003-2007年间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之后缓慢下降，直至2010年比2009年减少200篇左右，随后小幅增长至今。有关“青岛模式”的部分在2004年(也就是原国家广电总局决定推广这一模式的年份)达到最高的55篇，接下来的近十年中缓慢下降至2011-2013年的年均个位数水平。总体而言，在中文期刊文章中，2007-2009年是有线数字电视研究最热的年份，而2004年是“青岛模式”被谈论最多的年份。总的趋势是，随着转换进程的逐渐完成，以及各类“替代性”媒介平台——尤其是互联网——的发展，有关有线数字电视的研究正在慢慢走向边缘。排除大量的技术性论文，从社会视角解读有线数字电视转换进程的研究，可以说尚未成熟就已经凋落，亟需得到更多的学术注意。

      

      (全国数字电视用户增长情况[3] 单位：万户)

      

      (2003-2013年间CNKI有关“有线数字电视”和“青岛模式”的研究文章数量变化)

      一、中国的“数字革命”与“青岛模式”的诠释不足

      1、数字革命：有线电视数字化转换的社会历史背景

      纵观十余年的试点、推广和市场化拓展，有线数字电视不仅是一个技术革命或者产业替代，更是中国社会信息化、数字化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支撑点，因此得到了国家政策、各级政府、传统广电、金融资本、国内外相关软硬件产业以及广大电视用户的极大关注和多元响应。因此，思考广电数字化就不能离开整个中国社会的“数字革命”历史进程。

      对“改革开放”逻辑主导下的中国而言：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信息化和数字化一方面成为经济转型与对接国际市场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也是重构中国本土劳动力结构，有效参与全球产业转移和生产力要素配置的必要手段；从政治的角度来说，信息化和数字化一方面重新定义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以技术、资本和市场的话语替代了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话语，重构了合法性——吊诡的是采用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嫁接式表述，另一方面也重新调整了整个社会“发展”的资本和社会结构特征—更多地倾向于代表国内外资本、技术和知识精英，以及伴随着资本化为导向的城市化而崛起的中产阶级，却同时边缘化了传统产业工人和农民，以及随着信息化和数字化而产生的以农民工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工人阶级的利益考量，并在“发展”的话语中将上述被“排斥”群体标签为“被启蒙”的对象[4]；从社会的角度来说，信息化和数字化不仅参与将传统的乡村共同体和基于“人情社会”的社会关系转换为个体主义的机械聚集，而且通过一系列的资本、政策和舆论运作，有效压制了各种社会反抗或“社会保护运动”[5]，使得“社会主义”的逻辑更多地屈从于“资本主义”和(模糊化、官僚化的)“国家主义”。在这个意义上，“数字革命”连同作为其背景的国家信息化战略，一方面释放了中国在全球市场经济中的生产力潜能，为世界创造了史无前例的巨额财富；另一方面，借助以资本为主导的市场机能，在财富的分配中创造了庞大的“先富者”群体，以及受到“涓滴效应”影响而在财富绝对增长中“获益”的“后富者”群体，以及两者在阶级、种族和地域空间的不平衡分布；更重要的在于，由于政治导向、全球市场制约、信息化和数字化意识形态运作、社会结构的重构而共同作用形成的带有“路径依赖”色彩的某种特有的“中国道路”。

      面对这一逐渐走向未知乃至矛盾重重的未来的“中国道路”，我们需要一种更加宏观的历史视野加以反思和考察。吕新雨在一篇访谈中提到，“经济问题与意识形态问题是结合在一起的，在中国为什么‘市场化’能够如此激进地被推进？这恰恰是新自由主义被信仰的一个过程。”[6]因此破除意识形态羁绊，进行思想解放是第一要务。赵月枝在分析中国的“数字革命”时，延续了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在20世纪70年代对中国发展道路所提出的历史诘问，我们需要从科技的政治属性和信息传播的社会性两个方面加以分析[7]。她认为，“中国的‘数字革命’由根深蒂固的专家治国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理性所激发，主要由军事和工业的需求以及国内官方利益群体、国际资本、城市中产阶级消费喜好等复杂的利益关系所驱动。因此，与下层民众面临的日益深化的经济不平等与社会不公正具有内在的关联。”[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