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亚的回族说，整个中国的回族都是故国的亲人，但更亲近的是陕甘地区的回民，因为这是他们的来源地。但如果要从细致的历史层面来讲，中亚回族书面语言和中国目前最亲近的、最相似的方言并不是我们常常笼而统之所讲的陕甘方言，而应当是新疆伊犁回民方言，这一方言虽是脱胎于陕甘方言而形成，但已带有自己明显的地域色彩，中亚东干语的根基即在这里。无论从历史联系、现实的认可度，还是从语言特点本身，这一点都能得到很好的证明。因此，在描写东干书面语言的基本特点时，我们应当将新疆伊犁地区回族语言的特点和与中亚东干人的历史联系考虑进去，准确定义语言的根基和性质，这样才有助于我们认识东干语言的发展脉络以及与中国回族语言文化的关联性。 目前我们所研究的用于创制东干书面语言的东干语方言被多数学者认为是甘肃方言，包括中亚学者也一直沿袭着这样一个观点，但实际上应当说是新疆伊犁方言，更准确地说应当是新疆伊犁回民方言的中亚变体形式。这部分方言在伊犁地区就已形成具有新疆地域风格的方言特点这一历史阶段不容忽略。在涵化了甘肃、陕西的特点，形成伊犁回民方言后（这个过程应当从18世纪下半叶伊犁出现成批的回民算起，一直到东干人大批过境的1878-1884年间为止），再将这一有新疆特色的回民方言移植到中亚，并由操用这一方言的人确定为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进而形成了今天的东干书面语言的基本面貌。这一流变过程对我们以前将其粗略描写为陕甘方言的变体，或简单地说是甘肃方言，应当更进了一步也更符合这一人群历史与语言文化的传承脉络。 一、从历史角度看两地回族的联系 我们都知道，中亚回族的族源可以上溯到陕甘回民起义的后裔，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成果也比较多。但是东干人自述的“甘省人”这一部分，其来源多数并不能直推到甘肃，而应当直推到新疆伊犁，因为这部分回族过境之前在新疆已经有100多年的定居史了。在这100多年的过程中，主要来自陕西、甘肃，当然也包括青海、宁夏等地的回族在共居共生的环境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不同于甘肃任何一个地方的、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方言了。支持这一论据的是，在有关伊犁地区回族的历史文献中，写到“伊犁现代回族人口的形成，起始于清朝统一新疆后”，文献还提到，乾隆四十年（1775年）惠宁、绥在当时的惠远定、塔尔奇和宁远五城就有“内地回民”所建之清真寺，而这“内地回民”显而易见指的就是回族[1]（P9）。这部分回族过境在吉尔吉斯等地居住的时间则是在1881年到1884年间，“据1884年俄国方面的统计，从伊犁迁入七河省的回族1147户，4682人。他们被安置在叶尔坎特、恰林、阿拉木图、托乎马克、皮西派克（今比什凯克）、科拉木、喀拉苏等州”[1]（P17），也就是说，这部分人过境前在伊犁已生活有100多年，这部分人是今天中亚自述为“甘省人”那部分人的源头，也是形成今天中亚东干书面语的基础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后来的年代中，也有不断来回迁徙的人群进进出出，所以今天伊犁回族的一些老户都有侨迁的历史，如今察布查尔县米粮泉乡的回族、霍城的老户回族，又都是从中亚回迁回来的，尤其是米粮泉回族民族乡的回族回迁后不仅保留了在中亚的谋生手段“刮稻子”，还采用了中亚回族一样的地名“米粮泉”，同中亚的地名“米粮川”一样。又如在今天东干语言中来自于维吾尔语的“阿郎阿郎”（勉勉强强）、“哈孜儿”（现在），这些词语也应当是从伊犁带到境外的，因为它和伊犁地区的回族使用的方式、发音是完全一样的。 再者，伊犁地区的回族话虽脱胎于甘肃语音，但实际上并不像今日甘肃的任何一地的方言，作者在平凉、兰州等地调研时也有人反映，说东干语言的语音、词汇也不能说完全是甘肃的，掺杂了一些陕西、青海等地的语音色彩。比如“尕”“碎”均为“小”之意，“尕”为甘肃方言常用，“碎”为陕西方言常用，而伊犁回族和中亚甘省回族均多使用“碎”，还有很多这样的词语，反映出东干甘肃方言出现的混合了新疆地域特色、陕西语言成分的特色。 我们知道东干书面语言的基础方言是中亚学者认同的甘肃（甘省）方言，但操用这部分方言的先民多数来自伊犁地区而不是甘肃地区。当然由于苏联时期语言政策语言规划的原因，陕西籍回族也有方言词汇加入到东干书面语言中，但基础方言的基本色彩显然是和伊犁方言完全一致的。因此，东干书面语言最初采用的就是和伊犁地区关系密切的这部分人的方言语音，从历史角度看，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由于历史并不久远，东干族甘肃人群和伊犁地区的回族还有许多人的亲属分居两边，现在也常来常往，使得这两地的居民在语言和文化上有高度的认同感，因而我们在审视东干语言的性质时，必须考虑到它的一个重要参照对象——新疆伊犁回族语言。 二、从语言本体角度看两者的一致性 1.声韵调的一致性 我们在调研中观察到，中亚东干甘肃方言和伊犁回民方言的语音系统基本一致。伊犁回族话也是3个声调，阴平和阳平在单字调发音时有合并现象，阴平和阳平发音的调值接近24调，和东干语一样。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多年研究东干语语音的德国学者雷霭凯一直坚持东干书面语有4个声调，她认为阴平阳平并没有彻底合并，无论听觉还是语音软件分析都是可感知的，这也可以从一个侧面印证东干书面语并不完全是甘肃话的论据①。当然，无论3个声调还是4个声调，东干语甘肃方言和伊犁方言的声调特征都是一样的。两者的声母系统也基本一致，尤其是东干语合口韵前的较有特点的双焦点辅音pf、pf’也完全一致，如pfu珠、pfu’出、pfan穿等等，合口韵前的sh音发成f，fo说，fu书，卷舌音r在合口呼前变为V，如van软、ven闰、ve
绒，尤其是伊犁回族也可以像中亚回族一样发出舌尖颤音r。例如“古兰”gu ran古兰经，“阿郎阿郎”arang-arang勉勉强强，这一方面反映出这一地区回族很早就借入了这个语音，并擅长双语的共性。当然个别声母也有不同，如鹅、恶的辅音不像东干语一样发
，而仍是零声母，东干语的
esuo恶琐（垃圾）一词伊犁回族说成nuo suo。两者的韵母系统也基本一致，但ang韵的鼻化程度似乎没有东干语那么强，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