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组织性覆盖”走向“包容性发展”　　

      一、议题的确立：引领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问题

      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离不开执政党的服务与指导、沟通、协调，围绕这一重要论域，国内外均有一定成果的呈现，其关注视点大多聚焦在以下几个问题：其一，透视政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重要性及其关系模式，其中不仅有众多本土学者的深入研究，也有国外学者的持续关注；其二，探求社会组织生发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及挑战；其三，指明中国共产党应对社会组织发展的一些基本思路。毋庸置疑，这些方面的成果为本文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在此，作为“组织化社会建构体系”的轴心载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发展作为“社会组织化建构体系”的主体力量的社会组织，其实践背后的深层缘由是什么？另外，在现实的策略选择中，中国共产党又该如何突破传统的发展范式，创新社会组织的路径设计呢？立足于此学术理路，检视以往的研究成果，其研究问题大多属于个案，还没有完全从学理上整合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组织发展的基本问题，其整体、连贯、内在逻辑的研究体系还未建构起来。

      由是观之，上述学术的漏洞和盲点，正为本文研究提供了可挖掘的空间。基于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图景下，深入透析“谁之引领”“为何引领”“如何引领”等问题，是时下引领社会组织发展过程中不容回避的核心命题。

      二、逻辑的解证：中国共产党为何要引领社会组织发展

      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作为两种不同的社会建构体系，两者均掌握着彼此依存的资源禀赋，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资源均被对方所青睐。与社会组织相比照，中国共产党昭示出“政治性强、社会性弱”的特点。反过来看，同中国共产党相比照，社会组织则表征出“政治性弱、社会性强”的特质。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政治性强”和社会组织“社会性强”的各自优势，所以才构生了两者的互通性与合作性。在此，笔者将借用“资源相互依赖理论”为分析工具，旨在合理解证中国共产党为何引领社会组织发展，并努力尝试为解答这一问题提供坚实的学理支撑。

      在理想的资源互动结构模型看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之间并非资源单维度的输出—接受关系，在公共服务领域中，双方均有潜在的价值与功能，各自存在着对方需求的资源禀赋，就功能—结构而言，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之间存在着一种双向依赖、默契合作和互惠补充的关系。然而，“相互依赖并不必然是均衡和平衡的。它们可以是不对称的”[1]。在中国共产党与社会组织关系的现实场域中，这种资源互动模型确实是“非对称性互惠关系”，它更多地隐喻着一种“强政党、弱组织”的运行模式，即中国共产党在整体资源互动结构体系中处于一种强势位置，而社会组织更多地处于一种弱势地位。基于此，我们把社会组织对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依赖称为绝对性依赖，譬如财政拨款、制度供给、政策支持、政治合法性认定等。与此对应的是，我们把中国共产党对社会组织的这种依赖称为相对性依赖，例如民意传递、社会动员、服务提供、社会合法性确认等，如下图所示。

      

      然而无可争议的事实是，伴随着经济利益分殊化、价值观念多元化及利益诉求差异化局面的出现，仅凭中国共产党单一主体意志“难以包打天下”，中国共产党亟须从组织的外部环境中索取相应资源以提升自身的执政能力和社会合法性，从而摆脱其在体制外逐渐被边缘化的倾向。此外，社会组织在社区服务、公共文化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具有政府所无法比拟的灵活创新、专业高效及贴近基层等优势，而这些功能优势使得中国共产党委托社会组织，比择定政府直接供给某些公共服务更为灵活和有效。正是社会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独特绩效，从而一定程度上构生了中国共产党对其依赖的现实逻辑。

      1.公共服务的依赖。由于政党代表利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提供的公共服务可能有所偏向，比如政策倾斜、利益倾斜、选举倾斜等，仅关注与其相关的政治利益群体，具有利益导向性与相当程度的功利性，背后隐藏着较强的政治目的[2]。而社会组织由于深深扎根于社会基层，更贴近普通大众，了解千差万别的民众需求，譬如在养老服务、教育医疗和扶贫开发等领域更易满足特殊群体的个性化、多元化和精细化需求。

      2.利益表达的依赖。政党的利益表达更多的是一种统摄性的倾向，难以兼顾社会各阶层、各领域的利益。而社会组织则是横亘于政党与民众之间的“传送带”，是一种重叠于行政上的“上情下达”或“下情上传”的制度安排，在政党集权和个体自由之间寻找到一种适度的张力。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较好地把政党的方针政策、决策意图传达给社会成员，以获得民众对政党政策的认同与支持；另一方面，社会组织可以有效地汇集民意、凝聚公共舆论，即通过不同渠道将分散的个体对政党的舆论、要求或建议整合起来，并通过特定渠道反馈给政策体系，以便政党做出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

      3.利益冲突化解的依赖。当政府利益同群体利益发生激烈冲突时，该由谁来进行合理调适？从民众的角度来看，执政党似乎更多的是国家利益或意志的代表，所以在矛盾调适方面由其直接出面可能难以达到预期效果。而各种维权组织、行业协会、民间团体等不同类型的社会组织，由于其多元性、民间性与中立性等特征，所以能够较好地把民众的愿望和利益诉求输入平等对话和民主协商的运行机制之中，并通过自律协调、沟通交流或说服劝导等方式来疏导民众的心理积怨，减少非理性行为的滋生，进而化解原来的结构性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