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I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15)01-0115-12 文艺学作为国家统一设定的高校学科，是1949年后“全盘苏化”才有的事。这儿尚需三点说明。 其一，就该学科而言，“全盘苏化”主要指当年时势、背景，并非说真把苏联框架全搬来了。若视苏联文艺学为一级学科，内含“文学理论”“文学史”“文学批评”①3个二级学科，则中国大陆高校迄今未将如上3个二级学科合成一个叫“文艺学”的一级学科。相反，是通常将“文艺学”这一冠名视作“文学理论”的别号。这无形中，恰与毕达可夫1954年春至1955年夏在北大主讲《文艺学引论》②(下简称《引论》)相契，因其《引论》也聚焦于“文学理论”，未涉足“文学史”与“文学批评”。 其二，文艺学作为学术，与作为学科明显有别。时任苏联基辅大学语文学系副教授的毕达可夫写论文，与他在未名湖畔系统灌输《引论》是两回事：前者大致讲清一个论题即可；后者则须对“何谓文学”“文学作品内部构成”“文学发展”诸项给出一以贯之的概念系列陈述。 其三，毕达可夫莅临北大，并非作为国际平等交流意义上的访问学者，而是代表莫斯科向中国输出其国家权威教程的尊贵使者。对中国日后构建国家文论学科来说，毕达可夫又可谓是规训第一代红色专家的理论教父。事实上，有志于“苏联文论中国化”的蒋孔阳、李树谦，之所以先后于1954年秋、冬撰复旦版《文学的基本知识》③和东北师大版《文学概论》④，动因之一，是在燕园聆听毕达可夫课程半年多。无论方法、观念，皆不难认证如上二书确属毕达可夫文论的中国版。这也为10年后，周扬挂帅、以群主编《文学的基本原理》⑤(简称《原理》)作为中国文论学科范本在1964年的诞生，做了铺路石。 因毕达可夫《引论》而启动中国文论学科构建初步(1954)到以群《原理》问世(1964)，中国文论学科从无到有，从始源动议到实质落成，这条路走了10年。嗣后，有关方面可以有底气说中国也已拥有国家文论体系。衡量一部国家统编教材，能否在系统思辨构建方面被称为“体系”，需满足三项条件：一是须在方法论层面有一以贯之的思辨基点，即用楔入对象的那个思维视角来透视全体；二是须从那个受制于既定方法的元概念，逻辑地推导其子概念而自成系列；三是全书须对其概念推导给出多层次、多维度的论证结构，亦即从严整体例构成来纵深演示既定方法的涵盖力即正当性。 看得出，与《引论》相比，《原理》虽在体例上有调整；然若就方法论及基本观念而言，则其身上仍布满苏联的印记。故若考辨《原理》为标本的中国文论学科的方法论源头，毕达可夫《引论》实是珍贵的学术史文献。1954年《引论》与1964年《原理》在反映论一案的源流关系，即近乎“母本”与“拓本”的关系，这与其说是隐喻，毋宁说是敞亮百年中国文论史上一个久违的真相。 鉴于支撑《原理》构建的观念全取自《引论》，而毕达可夫把列宁的哲学反映硬拗成艺术反映的方法论变异，本是在演绎观念的渐进过程中由隐(量变)转显(质变)，这在客观上就提示笔者：若能紧扣哲学反映与文学存在之间的本体性悖离这一要害，追溯此要害是如何先让反映论(方法)掩抑了文学的审美性(对象)，而后又如何让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逼迫反映论发生基因变异……大凡中国文论学科半世纪来习焉不察、却经不起证伪的诸多立论，也恐将伴随其方法论源头的破绽而裸露学术窘困。 反映论掩抑文学的审美性 若着眼于国际左翼文论谱系，中国学科确是苏联学科的后代。有识者只需拿沈阳师范学院“依据1956年暑假高等师范院校教学大纲讨论会上确定的大纲编写的”⑥《文艺学概论》与毕达可夫《引论》稍作比对，便可认定前者确要比蒋孔阳、李树谦、以群的教材更酷似毕达可夫，不仅方法、观念一脉相承，即使全书体例也分“文学与生活”“文学作品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三编，活脱脱与苏联教程是同一模子。 然这并不表明苏联学科在专业上已经成熟。说其专业欠成熟，标志有两个。一是苏联学科1948年始有国家统编教材，此即季莫菲耶夫主编《文学原理》，1954年毕达可夫讲学北大，其述学虽不像季莫菲耶夫那般毛糙，但终究未脱青涩。二是检测文论学科在专业上成熟与否，最要紧处，仍得看它能否善待方法-对象的彼此相契。学科作为解析对象的知识学构建，本是靠生气灌注的思辨原则来统筹的，这思辨原则就叫方法。然某方法能否将其X光透视对象整体乃至重要细部，这又取决于方法-对象之间有否双向互契之预设。也可谓是“合对象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契合。这就亟待方法所蕴藉的学术阐释潜能(合对象性)，与对象所幽闭的被阐释期待(合目的性)之间，本就具门当户对之态势。若以此为学科成熟的第一尺度，笔者敢说苏联文论学科纵然到苏东解体的1991年，与其说壮大，不如说僵化。⑦ 这么说，有依据吗?有，“逻辑的”与“历史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