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编号]10.14180/j.cnki.1004-0544.2015.01.008 [中图分类号]B516.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0544(2015)01-0039-07 1 哈曼在哲学史中的重要性及其一般主题 虽然在德语哲学界，约翰·格奥尔格·哈曼(1730-1788)享有很高的历史地位，不过对于国内的西哲界来说，哈曼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名字。然而，如果我们考虑到哈曼对于西方哲学史所产生的决定性的、持久性的影响，那么这种忽视是非常可悲的。哈曼被认为是发端于1770年左右的“狂飙突进”运动之父。他是赫尔德的老师，后者把他的思想介绍给了年轻的歌德。歌德后来在他的《诗歌与真理》中回忆了哈曼的思想对于他本人以及整个浪漫派的巨大影响。[1](P514) 我们的确很难夸大哈曼对于“狂飙突进”以及对于浪漫派的影响。如果说“狂飙突进”以及浪漫派的根本特征在于：艺术在形而上学中的重要性，艺术家个人体验的重要性，文化差异的不可还原性，民间诗歌的价值，理性的社会与历史维度，语言对于思维的重要性等等，那么以上这些论点恰恰是在哈曼的著作中首次提出的，随后它们才被赫尔德、歌德和雅可比等人进一步发展和提倡。 哈曼在哲学史中的重要性并不仅限于他对于“狂飙突进”运动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从他那儿受益颇多。首当其冲的是康德，正如康德自己所说，正是休谟把他从“独断论的迷梦”中惊醒，然而，很少有人知道恰是哈曼第一次把休谟的著作介绍给康德。哈曼的另一位信徒是谢林，他的《实证哲学》反映了许多哈曼的主题。至于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他对于原版的哈曼作品集写了一篇献媚性的评论。最后，哈曼对基尔克果也有很重要的影响，后者本人也乐于承认这一点。而通过基尔克果，哈曼对于20世纪的存在主义无疑就产生了重要的、持久的影响。此外，哈曼哲学具有明显超出他那个时代的特征，它包含了许多只有20世纪哲学才可能探讨的问题。例如，像许多分析哲学家们所认为的一样，哈曼坚持语言是思维的标准，因而语言哲学应该取代认识论。他的理论也预示着弗洛伊德的理论，因为他意识到了躲藏在人们理智生活之下的那些具有塑造作用的潜意识状态的重要性。并且，先于维特根斯坦，哈曼强调了理性的文化和社会维度。 哈曼在近代哲学史中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是与他所探讨的主题分不开的。这个主题即是对作为启蒙运动之权威的理性的批判，在这个意义上，他重新恢复了路德在德国思想界的地位。他的使命就是当启蒙运动试图摧毁路德学说时，以新的方式重新塑造路德精神。哈曼从不隐瞒他对于路德的欣赏，并公开宣称自己的任务就在于重塑他导师的学说。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许多路德的主题重新出现在哈曼的著作中：圣经的权威，以个人方式与上帝相关联的重要性，对自由意志的否定，信仰的超理性特征，以及恩典的必要性。不过我们同样也要看到哈曼并非教条式地照搬、重复路德的学说，就像那个时代许多正统派神学家所作的那样，相反，哈曼在重塑路德精神的过程中利用了最新时代的哲学成果，特别是休谟的怀疑论。因而，哈曼的路德主义对于当时的许多知识分子而言就不是过时的、迷信的东西，而表现为现代的、强有力的。 既然谈到哈曼对于理性的批判，那么就很容易想到与其同时代的康德，因为后者也正是因其对理性的批判而著称。然而，他们两人的批判可以说大相径庭。如果说康德批判的目标在于建立理性的自主性(或者说，证明理性具有独立于其它官能、独自确定其原则的能力)，那么哈曼的批判则在于使理性处境化(context)，即把它看作社会和文化因素的产物。虽然哈曼的批判不像康德那么著名，不过它的影响力却决不亚于康德。它对理性的纯粹性的批判被证明对于后康德哲学是至关重要的。赫尔德，施莱格尔，施莱尔马赫以及黑格尔都接受了哈曼的观点，他们都只在理性的具体化之中，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之中考察理性。不过本文并不打算深入探讨哈曼对于后康德哲学家们的影响，本文的目标仅限于诠释哈曼作为“狂飙突进”运动之父的角色，为此，我们将先介绍哈曼在伦敦的宗教转变，它是哈曼哲学的开端。其次，我们将具体分析哈曼早期的两部重要著作《纪念苏格拉底》、《果壳中的艺术学》，正是这两部著作奠定了“狂飙突进”运动的基本思想与艺术观。 2 伦敦的宗教转变及其哲学意义 为了把握哈曼哲学的开端，我们不得不返回到他早年(1758)在伦敦的经历。在那里哈曼获得到了一种神秘主义经验，它蕴含了他日后哲学的萌芽。考虑到哈曼对于“狂飙突进”运动的巨大影响，他的那种神秘主义经验就获得了更大的历史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它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以及对启蒙运动的批判的开端。 在1757年，27岁的哈曼还是一个英、法启蒙运动的热心追随者，那年他受到位于里加的伯伦斯家族公司所托，前往伦敦执行一项外交与商业任务。虽然在执行这项任务的过程中，哈曼本人没有过错，但他最终未能完成任务。据说，他刚刚走进当时会谈的地点，即俄国大使馆时，他就受到了对方的愚弄。这种无礼的接待深深刺激了害羞并且敏感的哈曼，使他陷入一种绝望。看来哈曼想作一名外交官的愿望已经破灭了，他此时只能孤独地在异乡徘徊。此后，哈曼度过了一段非常消沉、甚至放荡的时光，整天无所事事，吃喝玩乐，并很快挥霍了临走时伯伦斯公司给予他的所有的钱。于是哈曼不得不尝试以他那非常有限的鲁特琴表演技巧来谋生。在他寻找一把鲁特琴的过程中，他认识了一个名声不好的人，不过此人却成为了哈曼的亲密伙伴：哈曼与此人保持了一段同性恋的关系。在大约九个月的放纵生活之后，哈曼惊讶地发现他的朋友正被一个富人所包养。哈曼极为愤怒、嫉妒，他既用甜言蜜语来哄骗，又试图敲诈，但都没有奏效。无疑，此时，哈曼正处在人生的最低谷，而他的健康状况也由于他的放纵而变得非常糟糕。哈曼感觉必须忘记那段不愉快的情感经历。因此，在1758年的冬天，他租了一个小房间，每天以书为伴，他希望他那饱受创伤的身心能够恢复。在绝望中，他转向了圣经，它成为他唯一的安慰。他以一种极具个人主义的方式来读圣经，就好象圣经只是上帝完全对他个人的信息。他把犹太人的苦难史与他自己的苦难相比。他认为，他在伦敦所发生的一切都似乎早已在圣经中预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