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774(2014)06-0000-07 一、前言 1937年11月16日，在日军占领上海向南京进攻之时，留在南京的20余位西方人士酝酿成立一个国际委员会组织[1]92，仿效上海法国神父饶家驹领导的南市难民区，在南京成立一个战时保护贫民的安全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是德国商人约翰·拉贝(John H.D.Rabe)，其核心成员主要有：金陵大学的贝德士(Miner Searle Bates)、斯迈思(Lewis S.C.Smythe)、李格斯(Charles H.Riggs)、南京长老会的米尔斯(Wilson P.Mills)、金陵神学院的索恩(Robert L.Sone)、南京圣保罗教堂的马吉(John G.Magee)、南京基督教青年会的负责人费奇(George A.Fitch)、金陵大学医院(即鼓楼医院)特里默(C.S.Trimmer)、威尔逊(Robert O.Wilson)、麦卡伦(James H.MaCallum)、德国商人克勒格尔(Christian Kroeger)、施佩林(Eduard Sperling)等。他们基本上是清一色的基督教徒，其中大部分是由美国教会派来布道的传教士。在南京保卫战中，作为中立国的西方人士，他们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冒着生命危险，竭尽全力设立安全区，以保护无法离开南京的贫穷难民和放下武器的士兵，同时他们也积极斡旋中日双方“和平”交接南京城，他们这些努力，同决心保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以及攻打南京的日本军队之间有无冲突?其演变情况如何?本文通过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撤离、日军攻占南京前夕的和平斡旋、解除被围困城内中国士兵的武装三个案例的解剖，试图观照人道主义与民族主义相遇的实像，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 二、敦促中国军队从安全区撤离 西方人士酝酿中的南京国际安全区位于南京城内的西北部，该区域占地面积3.86平方公里，约占当时南京城区面积的八分之一，其具体范围为：“东面：以中山路为界，从新街口至山西路交叉路口；北面：从山西路交叉路口向西划线(即新住宅区的西边界)，至西康路；西面：从上面提到的北界线向南至汉口路中段(呈拱形)(即新住宅区的西南角)，再往东南划直线，直至上海路与汉中路交叉路口；南面：从汉中路与上海路交叉路口起，至新街口起点止。”[1]98将这一地区设定为安全区，主要有下面几点原因：这里有众多公共建筑，如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神学院、鼓楼医院、华侨招待所、首都饭店等，便于收容难民。这里是国民政府的高级住宅区，由于富人们都撤往外地避难了，紧急情况时这些建筑也可用来收容难民。而且这里远离军事要地和飞机场等，较为安全。更为重要的是，这里是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德国等外国使领馆和美国教会大学及西方传教士们居住较为集中的地区，在战争期间，由于其外交方面的特殊性，这里应该是当时南京最为安全区的区域。 南京国际委员会深知南京安全区能否成立其关键在于交战双方即中日当局的态度。1937年11月22日，国际委员会将成立安全区的建议通过上海美国总领事转交给日本驻华大使，呼吁日本当局“切恳迅予考虑答复，俾立即向中国当局接洽，并筹备一切”①。24日，美国大使经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将国际委员会的请求书交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竭诚希望日本从人道主义的立场(出发)尊重安全区，并盼对国际委员会的提议赐予答复”[2]。但直到12月初，日本政府通过不同渠道回复称：日本“出于军事上的原因不同意设立南京特别保护区或要塞区域”。日本其拒绝承认南京安全区的主要理由有两点：一是“考虑到一旦发生紧急情况，委员会不具备完全切断安全区与外界联系的自然条件与人工设施”。委员会也没有能力“能够阻挡中国武装部队进入安全区寻求保护或将安全区用于军事目的”。二是“不论是在安全区内，还是在安全区的附近都有中国的军事设施和据点，一旦在南京发生战斗，这些设施和据点很难做到不被中国军队使用。”[1]135日军当局主要担心安全区内中国军队的军事设施对日军进攻南京带来威胁，他们表示：“只要中国军队不在此设防，日本人就不打算进攻这个地方”[3]。因此，对于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而言，如何说服中国军队撤离南京安全区显得十分关键。 同日军当局相比，中国方面在南京安全区酝酿的过程中，对南京西方人士的建议反应则较为积极。南京卫戍司令长官唐生智为此曾专门致函拉贝表示支持，信中说：“鉴于在上海已有设立这类区域的先例，考虑到这样一个区域能拯救许多穷苦人的生命并减轻他们的苦痛，我原则上完全赞同成立这么一个区域的想法。……我会在我的权限范围内满足您的愿望，因为作为卫戍司令，我钦佩贵委员会的工作并愿意竭诚与您合作。”[1]137但是，在南京安全区成立的实际过程中，“在军事当局每晚同外国人举行的会议上，对从安全区撤出任何形式的军事设施进行了激烈的争论”[4]。国际委员会希望中国军方能尽快全部撤出安全区，以便安全区能正式对外特别是向日方宣布启用。 直到12月3日，南京军事当局才开始陆续从安全区内撤出有关军事人员和设施，并制止一些下级军官试图在安全区内新挖战壕和构筑高射炮阵地的计划，但西方人士认为总体进展并不理想。12月5日上午，国际委员会的拉贝、施佩林和贝德士三人专门拜访了唐生智，希望他能立即下令将所有军事人员和军事设施都撤出安全区，但唐生智显然对整个战局的把握过于乐观，认为日军攻到南京尚需要相当时间，安全区的建立并不迫切，所以他认为军事设施全部撤出安全区至少需两周，不过唐生智作了三点声明：“(1)在安全区域内不设立新的军事设施、战壕或其他掩体，同时也不得在区内留有火炮。(2)在安全区域作出明确标记后，下令禁止所有军事人员进入安全区。(3)所有属于军事指挥所或其他部门的军事人员必须逐步撤出安全区”[1]142。拉贝对此十分不满，并于12月6日致函唐生智，再次敦促他能积极配合安全区的计划，“尽快从安全区内撤出所有部队”[1]142-143。12月7日，国际委员会提供给报界的一份专稿中说，唐生智已经发布命令从安全区内撤出全部军事设施。当天，国际委员会的施佩林实地考察时发现，高射炮阵地已经从五台山撤出，其他一系列军事设施也在准备迁走[1]146。但是，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从安全区撤出的速度同日军向南京推进的速度相比，还是显得十分缓慢。8日，金陵大学贝德士教授发现在安全区的汉口路小学、徐府巷、陶谷新村等地仍有不少中国士兵。同一天，中国军方某部曾试图让国际委员会更改安全区的西南界线，有的士兵甚至拿走了国际委员会刚竖起的一些界旗，他们声称并不知道军事当局已经同意有关安全区的相关协议。12月9日，国际委员会的拉贝、贝德士、施佩林和米尔斯不得不再次会同军方一起勘察安全区西南界线[5]479-480。为了能使驻防安全区内的中国军队尽快离开，国际委员会曾专门派一名董姓主教带领一批信徒，到驻扎在五台山的中国军队中去做说服工作，劝说他们放弃安全区内的阵地[6]2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