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学界多关注这一现象的成因及其对随后国共内战的影响，较少具体分析军队扩张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以及中共自身的应对。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人力”与“财力”。对一个在野革命党而言，要在多种势力竞争的敌后根据地大规模征集“人力”、“财力”以扩军，其过程之艰辛不难想见。征兵不易，求将更难。就中共军队而言，政治工作是其独具优长的利器。军队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一大批素质优良的政工干部。而军政干部的双重配备，导致中共军队对干部的需求更超过一般军队。 民国时期曾有三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第一次是北伐时期大批知识青年南下投奔国民革命军；第二次是抗战初期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第三次是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这批“新知识分子”①是中共抗战扩军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问题并非只是“投奔—吸纳”那么简单，亦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其间既涉及中共阶级路线的宏观调整，也面临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以及文武、新旧干部之间的磨合与调适。本文试图从阶级话语与具体实践互动的角度，去理解“新知识分子”在中共军队中的权力分布和生存实况，探讨他们在军队建设中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引出了什么问题，进而对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共革命道路中的实际位势有所揭示。 一、“缺乏干部”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随着抗日局势的日渐严峻，中共在抵达陕北后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有论者指出，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因为中共可以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②在中共眼中，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削弱红军”，相反，“红军的强大和巩固、红军中工农成份的保障、红军中党的领导的加强，是统一战线的策略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③国民党自然也有利用统一战线削弱红军、使自己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进而建构自身政治秩序的意图。所以，统一战线的确立有赖国共双方的妥协，而中共军队的存在形式和数量便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国方要改编中共军队并极力压缩其数量，共方一定程度接受改编但想力保军队的数量和对军队的自主控制。抗战开始后，中共并未受制于相关条文对军队数量的规定，而是指示八路军在各地努力以“合法名义”扩军。1937年10月，八路军总政治部规定在两个月内扩大部队1.2万人。④实际上，两个月扩大了两倍多，从约3.4万人扩大到约9.2万人(新老在内)。⑤中共扩军基本是从1937年10月开始的，11月太原失守后尤为积极，但因经费、枪械等限制，12月底便停止了。任弼时曾豪言，如果经费、武器问题能够解决，八路军再扩大10万人，在1938年年底即可以完成。⑥ 扩军过程中，政工干部大多忙于扩军工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119师后来的总结报告说：“由于当时政治工作的力量几乎全部用在发展方面，所以师旅团政治机关撤散了，部队特别是老部队的政治工作受了很大的损伤，某某部分的原有基础也开始丧失。”⑦急速扩军导致兵员成分复杂，再加上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度采用“欺骗、利诱、收买、强迫”等手段，导致了贪污腐化、军纪松弛、叛变逃亡等诸多问题。以晋察冀军区为例，从1937年11月军区成立到是年年底，“部队中发生了普遍的严重现象，不断的逃跑(除四分区外共跑了一百四十八个，一支队就九十六个，二支队整连整班逃跑，一支队广灵游击队一排叛变，灵丘九个队叛变，十一大队曾一部叛变)，扩大私人势力，拉拢勾结，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一支、一团、一连，多不等)，以及农民的保守与报复观念，极端民主化，游击主义等等严重的倾向。”⑧ 急速扩军还导致军队干部供不应求。聂荣臻回忆抗战初期的情形说：“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也硬‘要’”；“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⑨据林彪1937年11月30日给中央的电报，115师“按现编制四个团，缺少团长三，营长三、付[副]营长二，连长八，付[副]连长十二，排长卅四，团政委一，团政治部主任二，团特派员三，指导员四，师政治部主任一，部长一，科长一，组织部长一，民运部长一，抗敌部长一。两个旅的政治机关因原来无此组织，故现在毫无基础。故两个旅的政治部人员全无，两个旅均无付[副]旅长。徐海东旅之参谋长亦调走，师部则缺第二第三两科长及师参谋处长”；“师政治部除罗荣桓、肖向荣主要干部外，组织部民运部全无一人，宣传部只有肖挺梓，宣传队全系新招来的”。⑩再加上115师入晋作战以来干部伤亡大，随军教导营培养的干部还要大量输出，致使干部特别紧缺。舒同描述晋察冀军区初期的情形说：“饲养员一跃而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支书一跃而为队长团政治主任者有之；党龄才两天即任营教导员者亦有之。”(11) 华北如此，华中也不例外。据马苏政回忆： 先遣队(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抗日先遣队)，以及不久后合并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是人少、枪少、干部少。人少不要紧，参军热潮正一浪高一浪；枪少也不要紧，组织起来向敌人手中夺取；唯有干部少，真叫人着急。有了人就需要有干部。要由干部去组织训练，指挥战斗，把仅有抗日热情的青年群众变成有纪律、有军事素养、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战士。但那时，有的连队仅有连长一人主持全连工作；有的连队因没有指导员，政治工作及带事务性的工作，只有让文书来进行；再加上频繁的战斗，基层干部伤亡又大。(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