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地方城市建设中的困境

——以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的报刊舆论冲突为例

作 者:

作者简介:
洪煜,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刘永广,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原文出处:
史学月刊

内容提要:

在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事件中,拆城派认为城墙是封建社会的权力象征,拆除城墙是自己践行革命意识最实际的行动表达,“拆城即革命”成为拆城派不自觉的话语体系;而反对拆城者,囿于传统的城防观念,将城墙作为一种安全治安的保障,官方革命行动的象征符号功能表达意识与民间的传统城防观念形成了激烈的对峙和笔战。剖析报刊上的舆论战,一方面可以深层理解无锡拆城筑路背后政府、绅商、市民各自之间复杂的观念与利益冲突。另一方面,反映出无锡报界利用报刊这一传播媒介将简单的城市建设工程——拆城筑路,型塑为革命行为象征符号的实践过程。


期刊代号:K4
分类名称:中国现代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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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昔学者有关拆城的研究区域多集中于大中城市,如北京、南京、上海、天津、汉口、开封、西安等历史名城,而对地方小城市的研究较少①。有关无锡拆城筑路事件的研究寥寥无几②。本文通过梳理报刊资料,从报刊舆论冲突的角度切入,分析和比较双方不同的话语意识,透视官方的革命行动象征符号表达意识与民间传统城防观念之间的深度对抗过程,以期对解决城市建设中的官民矛盾问题有所助益。

       一 无锡拆城筑路事件的背景

       无锡城历史悠久,历代屡有兴废。但近代城墙的形制与规模定型于明朝嘉靖时期,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无锡县令王其勤率领全县军民筑城,成功抵御了倭寇的侵犯。在此之后直至清末,无锡城墙屡损屡修,但城墙的形制基本稳定下来。近代以来,伴随着无锡工商业的发展,城市空间急剧扩展,至1929年无锡拆城筑路的呼声达到高潮。

       1.经济因素:发展工商业的迫切要求

       自古以来,无锡地势优越,“南望太湖,北控长江,东西有杭镇运河,南北有锡澄运河。再四乡河道通达,脉络贯通,百货之运输,胥成灵便”③。加之南接苏沪,北靠金陵,地理优势促进了无锡自古及今的商业发展。1888年,清政府指定江苏各县的漕粮在无锡集中转运,无锡米市空前发展,成为全国“四大米市”之一。至19世纪90年代,以大钱庄业的金融资本作为支撑,以米、布、丝茧三业作为主要交易内容,与上海市场联系密切的无锡大商市逐渐形成④。无锡城市商业中心逐渐由靠近南城门的南塘区向靠近北城门的北塘区转移。1906年沪宁铁路无锡车站建成通车,为方便交通起见,修通了从车站直达北门与城中心的道路。辛亥革命后,为了便于军事调动,锡金军政分府在北门偏东方向增辟了光复门(又称新北门)。由于西近运河、北接铁路的交通优势,光复门至西门一带商市日渐发达,成为商贾辐辏的集中地。

       伴随工商业的发展,无锡人口逐渐增加。1912年至1928年十余年间,无锡县人口增加十万余⑤,全县约三分之一的人口从事工商业⑥。伴随人口的增加,工商业的发展,相应的货物交通,无锡城市空间急剧扩展,交通拥挤现象日益凸显。“吾锡街道隘陋,肩摩踵接,行人且感不便,遑论运输车辆。三下塘一带人力车之拥挤,行人视为畏途,南北塘及穿城直街,都是跼天蹐地”⑦。无锡近代商业的发展,对交通设施要求日益提高,城墙成为发展地方商业与交通的重大阻碍,拆城筑路迫在眉睫。

       2.政治因素:国民党践行革命意识的需要

       1927年北伐军势如破竹,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取得政权后的国民党逐渐由军政阶段过渡到训政阶段,急欲从事建设。国民党人对革命和建设的关系有如此的认识:“何为革命?为建设而革命。以革命除旧,以建设布新。惟革命遂能建设,惟建设始贵革命。所以本党始终以革命为手段,建设为目的。”⑧质言之,革命手段是破坏除旧,革命目的在于建设布新。被送上神坛的孙中山的一言一语逐渐被作为革命的圭臬所奉行,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曾提出“建设之首要在民生,故对于全国人民之食衣住行四大需要,政府当与人民协力共谋农业之发展以足民食,共谋织造之发展以裕民衣,建筑大计划之屋舍以乐民居,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⑨。

       推行交通建设,诸如拆除城墙、修筑道路、疏浚河流等工程均被看作遵从“总理遗教”的革命行为,从而被赋予了极强的政治象征意义。针对当时的道路建设,有人赋诗曰:“愧我大中华,人众物产丰,所遗缺憾是交通。建设新道路,光荣显东亚,堪胜美雨与欧风!实际事编遣,裁兵化为工,总理遗教要遵从。”⑩道路建设与军事编遣,裁兵为工,成为遵从孙中山遗教的一种象征。“多修新道路,锐意求交通,国民革命自成功。”(11)道路交通建设在这里又成为实现国民革命成功的直接途径。而在轰轰烈烈的革命建设运动中,城墙作为帝制时代的遗物则成为最具实体化形象的革命对象。拆城筑路作为城市建设工程被赋予了政治化的革命隐喻,时人赞誉无锡县长孔宪铿上任伊始的拆城筑路举动:“拆城筑路,与其谓为物质上之建设,不如谓为精神上之建设。盖城也池也,皆为自私自利偷安苟且之劣性之结晶品,不容于公理昌明青白政治之下。尼父摄政三日而诛少正卯,宪铿摄政二月而议拆城,皆所以革旧染而作新民,先圣后圣若合符节”,指出“拆城为革命建设之始”(12)。在这种革命话语语境中,无锡拆城筑路工程势在必行。

       3.社会因素:国内拆城筑路城市的示范效应

       自辛亥革命以来,国内诸多城市陆续拆城筑路。时人统计,截至1927年,全国各地拆城筑路情况如下表所示:

      

       而近邻上海、南通拆城之后的迅速发展,则尤为无锡人所瞩目,早在1923年无锡人薛明剑即指出:“城墙在今日已失保障之效用,人人所知矣,上海、南通拆城可为先例。”(13)身为无锡人的江苏民政厅厅长缪斌于1929年1月12日至17日在视察武进、南通、江阴等地后,不无艳羡地对无锡记者说:“通地各种社会公益机关,设备均极完善,并有建筑极精美之戏馆及俱乐部,而公共机关如县政府等,亦有极宏壮之建筑,为其他各县所不及”。缪氏不无感慨地认为,无锡虽与南通并称江苏省模范县,但地方事业“锡地竟十不逮一,此实为锡人及其他各县之羞耻”(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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