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到遼朝紀年，長期以來一直存在着一個令人困惑的問題。據《遼史》記載，遼道宗行用的最後一個年號爲“壽隆”，然而從遼代石刻及宋代文獻提供的大量證據來看，這一年號實爲“壽昌”。儘管自錢大昕以來，學者們早已認定《遼史》所見“壽隆”紀年當爲“壽昌”之誤，但皆不知其所以然。筆者認爲，要解開“壽隆”年號之誤的謎團，恐怕不能僅就遼史論《遼史》，而應廣徵遼宋金文獻加以比較分析，方能徹底解決這一難題。本文基於這一思路加作考索，發現這個問題的謎底原來出自金朝。 一 “壽隆誰辨壽昌年”：壽隆、壽昌之紛歧 關於遼道宗的最後一個年號，傳世及出土文獻有兩種不同的記載。《遼史·道宗紀六》明確稱遼於大安十年(1094)之後即改元“壽隆”，①諸志、表、傳所見皆同，惟《曆象志中·閏考》記作“壽昌”，②似爲孤例，然而這一“壽昌”紀年在遼代石刻及宋代文獻中卻屢見不一見。 對於文獻所見“壽隆”、“壽昌”年號之歧異，清前期學者已感到困惑不解。康熙間，朱昆田見京郊普會寺所立遼《駐蹕寺沙門奉航幢記》有“壽昌二年”之文，遂謂“《遼史》紀年只有壽隆而無壽昌，是碑書‘隆’作‘昌’，未得其詳也”。③乾隆初成書的厲鶚《遼史拾遺》，亦稱道宗年號“壽隆”在洪遵《泉志》等宋代文獻中作“壽昌”，“未詳何據”。④二人均對“壽隆”、“壽昌”兩種記載抱有疑惑，但均未予深究。 乾嘉時期，關於“壽隆”、“壽昌”年號的孰是孰非問題，論者見解頗有分歧。因受《遼史》這部官修正史的影響，有不少學者采信《道宗紀》的記載，以“壽隆”爲是。如四庫館臣在校定《文獻通考》時，即明確指出《四裔考》所見之遼道宗“壽昌”紀元當從《遼史》作“壽隆”，又于敏中等奉敕纂修《日下舊聞考》，引孫承澤《春明夢餘錄》作“白塔寺建自遼壽隆二年”，其下有館臣按語云：“‘壽隆’，原書作‘壽昌’。按《遼史》，壽隆爲道宗年號，而無壽昌紀年。‘昌’字蓋‘隆’字之誤也，今改正。”⑤亦以“壽隆”校正“壽昌”。甚至後人還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猜測，遼代石刻之所以將道宗“壽隆”年號記作“壽昌”，可能是民間避遼聖宗“隆緒”名諱所致。⑥ 然而同樣是出於避諱的考慮，周廣業卻對《遼史》中的“壽隆”紀年提出了質疑。他在嘉慶二年(1797)成稿的《經史避名彙考》一書中，指出《遼史》屢見之“壽隆”，與《閏考》及徐兢《宣和奉使高麗圖經》、董逌《錢譜》等宋代文獻所見之“壽昌”，二者必有一誤。而遼聖宗諱“隆緒”，儘管聖宗弟名隆慶、隆祐，又賜韓德讓名隆運，皆不避“隆”字，但道宗“以廟諱爲年號，恐無是理”，⑦故而對“壽隆”年號深表懷疑。不過，周氏對於“壽隆”、“壽昌”究竟孰是孰非並未作出明確的判斷，至於《遼史·閏考》何以獨見“壽昌”的問題，更是令他疑惑不解。 其實，早在周廣業之前，已有學者明確指出《遼史》“壽隆”年號之誤。乾嘉史學巨擘錢大昕在撰於乾隆三十六年(1771)的《潛研堂金石文跋尾》中，有一段關於“壽隆”、“壽昌”年號的辨證。他注意到其家藏遼《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拓本有“壽昌初元次乙亥(1095)”之文，遂有跋語云： 按洪遵《泉志》有壽昌元寶錢，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即位壽昌七年改爲乾統。”今《遼史》作“壽隆”，不云“壽昌”，或疑《泉志》之误。⑧予見遼時石刻，稱“壽昌”者多矣，無有云“壽隆”者。《東都事略》、《文獻通考》皆宋人之書也，亦稱“壽昌”。其以爲“壽隆”者，《遼史》之誤也。遼人謹於避諱，光祿卿之改崇祿，避太宗諱也；改女真焉女直，避興宗諱也；追稱重熙爲重和，避天祚嫌名也。凡石刻遇光字，皆缺畫，或作
，此碑亦然。道宗者，聖宗之孫，而以“壽隆”紀元犯聖宗之諱，此理之必無者矣。⑨針對文獻所見“壽隆”、“壽昌”之紛歧，錢大昕明確斷定《遼史》“壽隆”紀年爲誤，其理由有三：第一，作爲第一手材料的遼代石刻皆稱道宗年號爲“壽昌”，而絕無作“壽隆”者。關於這方面的證據，除了此處提到的壽昌元年《安德州創建靈巖寺碑》之外，亦見於《金石文跋尾》的壽昌四年《易州興國寺太子誕聖邑碑》及壽昌五年《興中府玉石觀音像唱和詩碑》。第二，遼道宗“壽昌”紀元可得宋代文獻的旁證。如成書於紹興十九年(1149)的洪遵《泉志》即著錄有遼“壽昌元寶”錢，且該書所引南宋初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及《北遼通書》也均作“壽昌”，⑩此外《文獻通考》等書亦同。第三，“遼人謹於避諱”，道宗乃聖宗之孫，其年號不應犯聖宗諱。綜合以上三個因素，錢大昕最終認定《遼史》“壽隆”必爲“壽昌”之訛。錢氏此說後又見於《廿二史考異》及《十駕齋養新錄》，(11)遂廣爲學界所知。 因受錢大昕的影響，乾隆後期學者對於“壽隆”、“壽昌”紀年問題的看法很快發生了轉變，大多否定《遼史》“壽隆”年號的記載，而以“壽昌”爲是。譬如，《四庫全書總目》之《遼史》提要即援引錢氏之說，明確指出“壽隆”年號爲誤，並將其歸爲《遼史》“舛漏”之一證；《契丹國志》提要又稱“道宗壽隆紀年，此書實作‘壽昌’，與遼世所遺碑刻之文並合，可以證《遼史》之誤”。(12)畢沅主持編纂的《續資治通鑑》亦采納錢大昕的意見，一改元代以來各家續《通鑑》著作皆因襲《遼史》本紀舊文的做法，而直接在正文中將遼道宗年號“壽隆”訂正爲“壽昌”。(13)嘉道以後，錢氏之說逐漸成爲學界的主流觀點，許多文人學者皆踵其說，紛紛指證《遼史》“壽隆”之誤。(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