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14)-12-0099-10 毛泽东研究在国外作为学术研究领域的确立，最初始于20世纪50年代。在此后近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该研究领域发生了若干次大论战。一般而言，目前国内学界普遍认同存在四次较为著名的论战，即60年代初期发生于以魏特夫(Karl August Wittfogel)为代表的保守派与以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为代表的哈佛自由派之间关于“毛主义”(Maoism)是否是“传说”(Legend)、毛泽东的思想是否具有独创性的第一次论战；70年代中后期存在于左派学者佩弗(Richard M.Pfeffer)、沃尔特(Andrew G.Walder)与自由派学者史华慈、施拉姆(Stuart Schram)和迈斯纳(Maurice Meisner)之间关于毛泽东的思想(Thought of Mao Zedong)①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谱系中的理论地位，毛泽东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关系问题的第二次论战；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白鲁恂(Lucian Pye)、罗伯特·利夫顿(Robert Lifton)以及理查德·所罗门(Richard H.Solomon)为代表的美国心理历史学派与以耶基莫娃为代表的前苏联学者关于能否运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研究毛泽东的第三次论战；80年代中后期随着《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表，发生在1986年《澳大利亚中国事务杂志》(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②上的以约翰·斯塔尔(John Bryan Starr)、布兰克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等学者关于毛泽东总体评价问题的第四次论战。上述四次论战的基本界分，最初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编辑组在1993年编辑《国外研究毛泽东思想资料选辑》丛书时提出的③。上述界划成为国内学界研究国外毛泽东学的重要准则，此后出版的若干关于国外毛泽东学研究的重要著作和论文都基本上延续了四次大论战的划分方式。然而，笔者近期通过查阅相关英文资料以及在与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尼克·奈特(Nick Knight)教授、澳大利亚新英格兰大学保罗·哈里(Paul Healy)教授、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齐慕实(Timothy Cheek)教授的学术交流中发现，在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还爆发了一次近乎被遗忘却十分重要的论战，即关于毛泽东研究方法论反思的论战。此次论战的一方是尼克·奈特与保罗·哈里，另一方是沃马克与施拉姆等。④较之于前四次大论战，此次关于方法论反思的论战，无论就其议题还是实质内容而言，对于拓展当前毛泽东研究的理论视野、发掘新的理论生长点，无疑具有更为深刻的理论价值。 一、一个概览性描述：此次论战的缘起及其过程 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爆发的此次关于方法论的论战，与第三次大论战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即二者都是单方面的论战。奈特、哈里批判施拉姆、沃马克的研究在方法论上缺乏自觉性、仍停留于“经验主义”(Empiricism)的理论误区，而后者并没有给予直接性回应。此次论战的最初缘起是施拉姆于1984年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上发表题为《毛泽东研究：回顾与展望》(Mao Studies:Retrospect and Prospect)的文章。该文是对毛泽东逝世近七年来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发表的若干重要文献的评价与反思，是为了对国外毛泽东研究现状进行基本梳理，并在此基础上为进一步深化毛泽东研究提供基本路径规划。正如施拉姆所言，该文的研究目的主要不是为了评价近期毛泽东研究成果的优劣之处，而是为了总结它们对于理解毛泽东增加了什么，以期发掘出毛泽东研究的新趋势⑤。在毛泽东逝世后七年内国外毛泽东研究大量发表的著述中，施拉姆对沃马克于1982年出版的《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础：1917—1935》(The Foundations of Mao Zedong's Political Thought:1917—1935)一书中的研究范式给予了极高评价。沃马克在该书中使用了一种将毛泽东的思想与实践相联系的“有机解读法”(in vivo interpretation)，认为理论与实践的统一构成了毛泽东政治思想的基本原则，因而对毛泽东政治思想的理解必须置于具体的政治环境之中加以考量⑥。这种研究范式受到施拉姆的高度评价，他在上述评论性文章中将沃马克的研究视为毛泽东逝世后七年内出版的最为成功的著作⑦。施拉姆与沃马克的理论思考与最终结论都建立在对毛泽东文本的精细阅读基础之上，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也普遍赞同上述研究路径。施拉姆本人十分重视毛泽东著作在研究过程中的基始性地位，尤其是关于文本“本真”状态的发掘。因为在他看来，文本作为作者真实思想得以呈现的载体，只要充分而真实地掌握毛泽东本人的一手文献，便可揭示毛泽东的思想的原生形态。对于国外毛泽东研究学者而言，在文本占有、语言掌握和文化背景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的情况下，重视文本尤其成为以施拉姆为代表的国外毛泽东研究领域老一辈学者的基本“路径依赖”。这也是缘何施拉姆一生花费巨大精力与心血翻译、编辑出版大量英文版毛泽东著作(如《毛泽东未经修饰的讲话与书信》⑧与《毛泽东通往权力之路：革命文献(1921—1949)》⑨等)的重要原因所在。因此，纵观施拉姆的著述，经常会发现诸如“证据”(the evidence)、“事实”(the facts)、“明显的证据”(obvious evidence)、“毛泽东的著作”(Mao's writing)和“文本”(the texts)等彰显所谓研究客观中立性的高频词汇。尽管奈特对上述认为单纯占有文本便可勾画毛泽东的思想肖像的“经验主义”研究范式提出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他本人也深受上述研究范式的影响，重视文本的占有也成为奈特在毛泽东研究之路上首修的“内功”。正如他后来所言，尽管他与施拉姆(奈特博士论文的指导老师)之间不断发生争论，但是施拉姆对他的最大影响是关于毛泽东及其思想阐释过程中必须注重对毛泽东文本的详细分析(detailed analysis)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