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F09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6924(2014)12-147-151 一、引言 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发展商品经济的思考曾被学术界广为论及。学界一种有代表性认识是，毛泽东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商品经济理论，[1]开创了我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的先河，[2]并为邓小平理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方面的创新积累了丰富的经验。[3]论者也颇为遗憾地认定，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其他多方面的原因，毛泽东同志没有始终坚持”，[4]才使得“这些正确的意见并未付之实践”。[5]通过发展商品生产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设想无疑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但不能否认，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认识有着根本性的矛盾，毛泽东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思想总体上是与发展商品经济相悖的。科学、正确理解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思考，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具有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 二、从发展商品经济到“抓革命促生产” 毛泽东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中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从“可以利用”到彻底否定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毛泽东曾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商品经济的设想，核心是建设社会主义要利用商品经济、遵循价值规律。 毛泽东提出，在满足社会需要要求方面，“商品生产还是一个有利的工具，这点应当肯定，我们应当充分利用这个工具”，[6]52“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7]435他还分析，“只有当一切生产资料都归国家所有了，只有当社会产品大为丰富了而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有可能使商品经济不必要而消失。相反，只要两种所有制没有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就还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也还不可能废除。”[6]56毛泽东也还特别强调社会生产力水平与商品经济的关系，指出“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6]58他还反对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限于消费资料的认识，明确提出“在我们这里……有一部分生产资料是商品”。[6]63 鼓励发展商品经济的毛泽东也曾设想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7]170面对党内因担忧商品经济可能导致资本主义而主张取消商品生产的意见，他曾批评说：“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7]437“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7]440以这样的判断为基础，毛泽东提出，“继续发展商品生产和继续保持按劳分配的原则，对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是两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必须在全党统一认识。有些人在企图过早地‘进入共产主义’的同时，企图过早地取消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过早地否定商品、价值、货币、价格的积极作用，这种想法是对于发展社会主义建设不利的，因而是不正确的。”[8]906 而发展商品经济就必须尊重价值规律。毛泽东提出，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9]34“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6]59-60 毛泽东的以上论述清晰地表明了他以商品经济的方式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设想。但是纵观改革开放前的历史阶段，发展商品经济显然不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主流——这显然与前文笔者引证的毛泽东见解相悖。其原因是否是“由于种种原因，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并未付之实践”，就是必须在理论上阐明的首要问题。 足以证明的是，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展商品生产，是认为它是一个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的工具——“我们发展商品生产，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满足社会需要，为了五亿农民，为了巩固工农联盟，为了引导五亿农民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6]51毛泽东批评“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而主张“不要怕”，也是因为坚信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把鬼(指资本主义)吃了。”[7]440而希望“利用”商品经济的毛泽东，同时对其可以为社会主义利用的时间充满疑问——“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但是，发展下去，总有一天要不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总有一天要被生产力的发展所突破，总有一天它们要完结自己的命运。能说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经济范畴都是永久存在的吗？能说按劳分配这些范畴是永久不变的，而不是像其他范畴一样都是历史范畴吗？”[9]440而更重要的是，毛泽东断不可接受价值规律这个为社会主义“利用”工具在实践中偏离社会主义目标，出现被利润牵引、社会分化。1962年北戴河会议毛泽东对“包产到户”的强烈反对——“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时间就看出农村的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8]1242充分地证明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实践效果的失望。有了这样的认识基础，毛泽东才会认定“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工具，这是好的，但是，不能把价值规律作为计划工作的主要根据”，[6]492“我们是计划第一，价格第二”。[6]494 毛泽东对商品经济的这种认识，是他后来越来越质疑商品经济，直至不再认为商品生产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采纳的方式，笃定商品经济定会将新中国诱致资本主义，并将其与“反修防修”联系起来的原因。“文革”开始后，毛泽东的经济建设方针坚定地转向了“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10]试图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方式“促进人的思想革命化，带动生产的发展”。[11]“文革”后期毛泽东更认为，“8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