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初稿 2014年3月修订 上计作为地方官府向上级机构汇报工作的年度性活动，至晚战国时代已经出现，一直到唐代还在实行。帝国建立后，上计就分为县向郡(汉代还有国)上计，与郡(国)向朝廷上计两种，成为上级官府掌握下级治绩的重要渠道，与官员考课黜陟有直接联系，亦成为赋税征收、钱物与人员调发的基本依据。这一制度的长期运行，为维持帝国的有效运转提供了保证①。 因此，这一制度宋代以来就受到关注②，20世纪以后，亦长期为中日学界所重视，相关的研究颇为丰富。特别是1993年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简牍的发现，首次发现了郡级集簿的抄件；2003年湖南郴州苏仙桥10号井出土的西晋简则包含了不少西晋时期桂阳郡上计的资料③。新资料的出土与研究进一步推动了这一问题研究的深入。 纵观20世纪40年代以来，对于上计的起源、具体实施，包括计簿的内容、计吏的选拔、边郡上计的频率、受计的机关及相应的职责、上计制度的作用(如与考课的关系)及其演变等均有丰富的研究。研究所利用的资料亦从单纯依靠传世文献，转向文献与出土资料相结合。 有关上计制度的方方面面，前人均有涉及，并形成若干共识，已无必要再做系统探讨。然而，一些问题仍存明显分歧。其中关于郡国上计，学者几乎都注意到朝廷受计机构问题，也都指出通常由丞相与御史大夫(东汉则为司徒与司空)主持受计，皇帝有时也会亲自受计。不过，对皇帝受计与丞相、御史大夫受计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化，认识则颇有不同。 观诸家见解，大致可分为三说：一是认为丞相、御史大夫和皇帝均参加受计，但对皇帝的参与程度、性质估计不同。有学者认为郡国上报的上计簿要接受丞相、御史大夫的考课，皇帝有时要亲自受计，例子则主要是西汉武帝受计以及东汉班固的《东都赋》④，言下之意皇帝受计并非常态。另有学者则表述得更为含混，不分西汉与东汉，认为汉代郡国上计时，皇帝要亲自受计，一般则由丞相或司徒受计，由御史大夫检查⑤。又有学者说皇帝在京师时就亲自主持上计，行幸郡国则就地上计，除了皇帝受计之外，经常主持上计事项的是丞相、御史大夫⑥。还有学者的看法实含矛盾，称皇帝受计是一种日常仪式，又说西汉时一般情况下皇帝不召见计吏，东汉皇帝经常直接召见计吏⑦。还有学者认为受计是由丞相主持，朝廷其他机构长官也会参与，计吏会参加朝廷的一些仪式，并受皇帝召，回答问题⑧。对皇帝是否会受计，并未正面说明。 持第二说的学者只提到上计档案的接受和管理，主要由丞相府(西汉，东汉则是司徒，实际是尚书主持)和御史府负责，有的未及御史府，均没有提及皇帝的参与⑨。 当然也有学者在论述上计时只提及两汉皇帝受计，不及丞相与御史两府⑩，这属于第三说。 另有学者虽然是在围绕“五条诏书”探讨汉唐上计吏戒敕的演变史，亦论及上计活动发生的地点与活动的内容，关注的主要是正月旦的“元会”，部分涉及皇帝与上计的关系(11)。 关于朝廷受郡国上计时，皇帝与丞相、御史大夫(司徒、司空)之间的作用，尤其是关于皇帝受计，是否存在；若存在，究竟是常态还是偶尔为之，两汉前后是否有变化，抑或两朝四百年一以贯之，学界多有分歧，亦乏仔细的考察，需要做进一步的梳理。本文将围绕此问题做些分析。 一 西汉皇帝与上计 绝大多数学者都指出，西汉朝廷受计的机构主要是丞相与御史大夫，之所以多又相信西汉时期皇帝亦亲自受计，主要根据是《汉书·武帝纪》记载的武帝朝元封五年(前106)、太初元年(前104)、天汉三年(前98)与太始四年(前93)四次受计之事。 检《汉书》，西汉时期皇帝亲自受计的情形，见于记载的仅上举武帝时的四次。有学者认为宣帝黄龙元年(前49)亦属此类(12)，恐不确。按《宣帝纪》，该年二月诏书中批评道“上计簿，具文而已，务为欺谩，以避其课”，并云：“三公不以为意，朕将何任？”要求“诸请诏省卒徒自给者皆止。御史查计簿”云云，只说明宣帝觉察到计簿上的问题，并要求御史加以追查，不能证明宣帝亲自参加了受计。郡国的计簿呈送丞相与御史府后，皇帝经由两府了解其具体内容，是很自然的。而宣帝，如《汉书·循吏传序》所言，“繇仄陋而登至尊，兴于闾阎，知民事之艰难”(13)，对官场上的不良风气也了然于胸，故能下诏核查。 武帝时期的四次皇帝受计，详见下表：
这四次武帝亲自受计的时间有三次是在三月，太初元年那次应是在正月，并非年底；地点则三次在泰山，一次在甘泉宫。泰山的三次均与祭祀明堂联在一起，具体祭祀的是太一、五帝，并配以高帝，与郊天类似(14)，均属非同寻常的举动，与之相伴的受计亦不是常态。在甘泉宫受计，则是因为柏梁台失火，不然要在柏梁台进行。此台起于元鼎二年(前115)(15)，目的与求仙有关(16)。受计柏梁台恐也带有通天神的目的。泰山受计的出现，应与武帝元封元年(前111)封禅大典后的安排有关。封禅后诏书中说“古者天子五载一巡狩，用事泰山，诸侯有朝宿地。其令诸侯各治邸泰山下”(17)，修建了诸侯的住所，打算将祭祀泰山定期化，为接受诸侯朝觐做好了准备。武帝在位的其他年份，以及其他皇帝统治时期，均无类似记载。考虑到这四次受计的特殊性，并不能因此便认定皇帝受计是正常活动(18)。恰恰相反，西汉时期，皇帝受计乃是偶一为之的罕见举动，正常情况下，负责受计的是丞相与御史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