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492(2014)11-0007-13 1904年，梁启超出版《中国国债史》一书，被学术界公认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发轫之作。[1]此后直至1949年的近半个世纪里，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日渐成长，共出版著作约524种。[2]中国近代经济史中“近代”的时限，在此遵从学术界的一般界定，特指从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可见，20世纪前半期，本身就包含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时限中。因此，探讨1949年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概貌，可从历史“在场者”的角度更好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经济与学术思想变迁的轨迹，亦可为1949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近代经济史研究寻根问源。 一、经济史研究的萌芽期(1904—1926) 中国经济史研究有其源远流长的学术传统，即“食货之学”。“食”与“货”大致对应的是农业与工商业，包括社会生产和流通。所谓的“食货学”，体现在正史《食货志》和《十通》“食货典”、“食货考”、“食货门”等文献中。这些史籍的内容，涉及历朝历代经济方面的典章制度、政策主张与重大事件，留给后人大量的经济史原始资料。当然，以现代学术发展的眼光视之，中国古代“食货学”存在一定的缺陷，如以经济现象的描述为主，缺少系统研究，也较少涉及社会普通民众的经济活动。清末民初，西方现代社会科学，如经济学、社会学的传入，进化史观的流行，为包括经济史研究在内的中国现代学术转型提供了契机，也为“食货学”逐渐发展演变为现代学术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科，提供了可能性。 一代学术、舆论骄子梁启超，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具有开拓之功。1902年，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发表长文《新史学》，发起“史界革命”，号召创立新史学。[3]新史学之新，在于改变中国以往为帝王将相立家谱的传统，历史研究的对象从君史转向国史与民史；新史学之新，还在于用进化论观点，代替传统史学体现的王朝循环观念。当人们用进化史观认识人类历史发展进程时，必然会探索和寻找决定历史发展进程的各种重要因素。经济因素，无疑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而在过去的学术研究中未曾予以足够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中国经济史学科。从君史转向国史与民史，也为研究国家与社会的经济变迁史和人民经济生活史提供了条件。 不过，经济史学科的萌生，更与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在列强侵逼下，正经历着政治、经济上的剧烈变革。从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到清末新政，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被颁布并逐步实行。发展工商业，走上富强之路，成为举国上下的强烈吁求。政府成立农工商部，筹设中央银行、发行纸币，民营企业日渐活跃。在经济转型的现实需要下，一些新鲜的经济事物出现，与经济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如中国经济学、经济史研究应运而生。众所周知，西方古典经济学代表作亚当·斯密的《国富论》，正是在这一时期由严复译介到中国的。 1904年，梁启超的《中国国债史》由广智书局出版，是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的开山之作。时在日本的梁启超，接触到西方经济学、财政学等知识，学术取向明显受到日本学界的影响。尤其是日本学人在甲午战后深入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状况，出版了《中国工艺商业考》《中国商务志》等书籍，给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中国学人以深深刺激。梁启超写作《中国国债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概述中国清末以来20多年向外借债的历史，告诉睡梦中的国人面临着何其深重的外债负担，正所谓“门前债主雁行立，屋里醉人鱼贯眠。”[4]在书中，梁启超制作了1878年至1902年间政府所借11笔外债的明细表、戊戌维新之前所借外债在1899年至1943年间逐年摊还的本息表、庚子赔款后新旧债分年偿还表等表格，详细解释了清政府如何向各省摊派外债、各省如何应对、国民应如何监督外债运用等。梁启超研究外债史，显然怀有强烈的现实关怀，一方面要展现清廷财政的困窘状况和中国的弱国地位，另一方面希望借鉴日本和欧美的内外债政策，化解中国的财政困局。这是梁著最大的价值和意义所在。当然，梁启超并非财经专家，该书篇幅仅有几十页，局限性在所难免。如在1878—1902年外债统计的完整性与精确性方面，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对各国外债所用的币值单位也需统一计算，他提出的借内债以偿外债的建议也有可议之处。但无论如何，梁启超尝试用西方财政学知识，研究中国近代面临的严重“外债”问题，具有开创意义。 从《中国国债史》出版到清朝落幕的7年时间里，近代经济史研究领域有少量著作面世。 1906年，供职于上海江浙渔业公司的沈同芳，出版《中国渔业历史》(上海江浙渔业公司铅印版)。沈同芳重点描述了清末渔业概貌，提倡发展新式渔业。如主张广泛设立渔业公司，界定黄海、东海、南海等海域的渔业权界，以国家为后盾发展远洋渔业等。可以说，这是一本顺应时代潮流的趋新之作，与当时的有识之士张謇呼吁的成立新式渔业人才培训机构等主张吻合，反映了渔业在新时期面临的中国国家主权的保障及产业现代化的要求。 1906年，魏声和出版《中国实业界进化史》。1908年和1909年，陈家锟先后出版《中国商业史》和《中国工业史》，涉及大量近代史内容。这些著作篇幅较短、叙述简略。《中国商业史》的扉页写着“中等教科用”，即是用以教学的一般性部门经济史概述，而非专门研究性质，自然缺少深入分析和精辟论点。 清末状元张謇在南通兴办实业的业绩，载入史册。1910年，通州翰墨林编译印书局编写了《通州兴办实业之历史》。1911年，通海垦牧公司编写的《通海垦牧公司开办十年之历史》，也由翰墨林编译印书局出版。这些论著对地方经济史与厂史写作具有开创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