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的学术研究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文丽,王文平,云南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0 丁文丽(1972—),女,江苏句容人,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国际金融和教育经济问题。

原文出处: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西南联大时期陈岱孙先生处在一个物质环境极度恶劣同时学术氛围又极度浓郁的联大校园之内。8年间,处理完公务与教书之余,陈先生发表了诸多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外汇、经济思潮、抗战对策等诸多领域。一方面从当局困境着眼,提出针砭时弊的对策,另一方面从抗战大局出发,为抗战胜利建言建策。这8年与抗战前后一起形成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期。


期刊代号:F7
分类名称:经济史
复印期号:2015 年 02 期

字号:

       [中图分类号]F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110(2014)06-0144-07

       一、研究环境

       西南联大时期,生活与研究的客观条件都非常恶劣,这一情况无论是在长沙、蒙自还是昆明,一直都没有改观。特别是在昆明,一方面空袭频繁,命悬一线。据战时云南省防空司令部统计,从1938年9月至1944年12月,“日机派往云南执行轰炸与侦察任务的各类飞机共3599架次,执行轰炸589次。”[1][p.102]频繁的空袭,使得生命安全没有丝毫的保障可言。与其他联大师生一样,陈岱孙先生也是生活在不停跑警报的惶恐之中,其在昆明先后有3个住所,两处皆毁于轰炸。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严重,昆明物价几年之内翻了三四百倍,联大教授们大多无法解决基本生存所需。闻一多曾在北门街治印,梅贻琦夫人曾在冠生园卖定胜糕,即使如工资最高且在“中央研究院”兼职的陈寅恪先生同样感叹,“淮南米价惊心问,中统钱钞入手空”;“日食万钱难下箸,月支双俸尚忧贫”。陈岱孙先生当然也是饱受通货膨胀折磨,虽然无家室之累,但当时却拮据的连一根香烟都买不起。最后,图书资料匮乏。陈岱孙先生早年搜集的学术资料及《比较预算制度》手稿全毁于战火,联大时期由于战事紧张,交通运输及经费问题致使图书资料匮乏。当时联大师生就是在这样一无图书,二无设备的条件下进行学术研究,其艰难可想而知。

       无论物质环境如何恶劣,但始终挡不住联大人对学术赤诚而热烈的追求。据《吴宓日记》记载,当时对学术的追求即使是在跑警报时都不例外,“11∶00警报至,至旧地山上花坑中避之。食面饼,读《楞严经》,完。”“9∶00警报至,独行至旧地山上花坑中坐避。是日炸马街子、温泉等处。食面饼。作《梦觉》诗之(二)(三)(四)。”[2][p.356]正是由于这种无处不在的学术热情,为联大营造了一个非常浓郁的学术氛围。联大时期,这种学术氛围不仅存在于防空洞之中,同时还充斥在校园里每个角落,无论是师友之间还是师生之间,学术的交流与争论无处不在。从整体来说,联大恶劣的物质环境与优良的学术环境的巨大反差本身就是一个奇迹。

       陈岱孙先生就是处在这样一个物质环境极度恶劣同时学术氛围又极度浓郁的联大校园之内。8年间,处理完公务与教书之余,陈先生发表了诸多文章,内容涉及金融、外汇、经济思潮、抗战对策等诸多领域。一方面从当局困境着眼,提出针砭时弊的对策,另一方面从抗战大局出发,为抗战胜利建言建策。这8年与抗战前后一起形成其学术生涯中的第一个高潮期。

       二、学术思想

       陈岱孙先生弟子晏智杰教授认为,“从1934年到1947年,这是陈岱孙著述的第一个高潮期”。1934年到1937年陈岱孙先生在清华执教,1938年到1946年8年多的时间则在西南联大。据《陈岱孙文集》上卷所收录的文章来看,清华4年陈岱孙发表文章很多,但不属于本文讨论之列。而西南联大时期的学术创作主要集中于1938年至1941年的前5年,其间共发表文章20余篇。

       从《陈岱孙文集》收录的20余篇文章来看,陈岱孙先生在此段时间主要关注抗战的经济对策、法币汇价、华北伪币、通货膨胀及经济的自由与统制思潮等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观点与看法,客观上反映了他在抗战时期的经济学思想。

       西南联大与抗战相始终,而1937年至1941年正是敌人气焰最嚣张的抗战初期。增强后方的经济力量,为前方提供坚实保障,成为这一时期陈岱孙所有文章的主题。这一主题又衍生出战时工业化思想、战时财政思想、战时金融思想等学术思想。

       (一)战时工业化思想

       工业化问题,在抗战前学术界已经展开过大规模的讨论。重工、重农、工农兼重在当时都有不小的支持势力,最后“民国”政府资源委员会于1935年底制定了《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确定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政策,并展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活动。但由于重工业发展艰难繁复,不能一蹴而就,从1936年的短期繁荣来看,“民国”政府的重工业虽有所进步,但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轻工业倒有了长足的发展。风云突变,1937年卢沟桥事变战事爆发,不久京津及东南沿海地区全部沦陷,刚刚起步的工业发展几乎全部丧失。面对这种情况,国内经济学界及当局政府中有很大一批人坚持认为,应该在后方大力发展工业及重工业以支持抗战。但陈岱孙先生认为此举绝对不可取,并坚信后方工业化必须做到以下几点。

       1.暂时放弃艰难繁复之重工业

       陈岱孙先生不仅不主张重新发展重工业,而且还认为应战期间应该暂时放弃艰难繁复之重工业。其原因如下:

       (1)时间不允许。战事爆发之前,尚属备战阶段,一切皆从长远计,应该也必须注重发展工业及重工业,唯有如此中国才能逐渐从一个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这是世界发展的趋势,中国一定也必须朝这个方向努力。但目前战事已经开始,我们已经由备战变成了应战,前方的一切需求都由以前的非急切变成了刻不容缓。一个是急不可待,另一个又不是一蹴而就。因此陈岱孙先生在《计划后方经济拟议》中写道,“重工业发展所需要的时间较长,不能短时间内为我们所利用”。[3][p.125]虽然“重工业是工业化的基础,而也是军队机械化现代化的基本。我们有种种的考虑,恐怕费力多,而成就少。我们现在是应战,而不是备战”。[3][p.367]

相关文章: